李鹏新书忆父亲李硕勋 20年后才看到父亲遗书

父亲离开家后，母亲带着我一直在香港焦急地等候着他的消息。一个多月过去了，仍杳无音信，母亲心里非常不安，预感到父亲出了什么事，随即向广东省委报告了。广东省委代理书记章汉夫已布置全力营救父亲。母亲非常思念自己的丈夫，终于有一天忍不住跑到柯麟同志的家里，请他帮忙搜寻父亲的消息。柯麟同志是我父亲的战友，当时在香港做地下工作。其实，我父亲在入狱后就已感到凶多吉少，写下两封遗书，托狱中同情共产党的人，把这两封信带到香港，转交到柯麟和他的夫人陈志英手中。柯麟夫妇大约在十天前就收到了书信，并得到李硕勋牺牲的消息。他们知道我的父母是那样的恩爱，不忍心将这个噩耗告诉我的母亲。在我母亲再三追问下，最后陈志英不得不将李硕勋牺牲的消息以及他留下的这两封遗书交到我母亲手里。

第一封信是写给陈志英的，信中说：“英姊：我本不识你，但我曾知你同我的妻子是朋友，故特写一函存你处托转她。我死不必念，务望代安慰她！！！并望托人照料她回家去！！！要她向肥兄处要数百元作路费回家，根本把儿子安顿好为要。勋托 九·十四” 。

第二封信就是我父亲写给母亲的遗书：“陶：余在琼已直认不讳，日内恐即将判决，余亦即将与你们长别。在前方，在后方，日死若干人，余亦其中之一耳。死后勿为我过悲，惟望善育吾儿。你宜设法送之返家中，你亦努力谋自立为要。死后尸总会收的，绝不许来，千嘱万嘱。勋 九·十四”。这封遗书表现了父亲对中国革命忠贞不渝和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气概。他还嘱咐我母亲不要过分悲伤，“惟望善育吾儿”，当然就是指我了。

这封遗书，我母亲一直没有给我看，我只是从了解情况的老同志那里听到过一些遗书的片段。直到195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之际，我父亲的好友、战友李一氓在《新观察》杂志发表了《革命先烈李硕勋》一文，详细叙述了他短暂的革命的一生，同时公布了这封遗书，我这才看到这封遗书的全文。在这期杂志上，还刊登了朱德、郭沫若、周士第等同志缅怀李硕勋烈士的题跋。

后来，我的母亲在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了一则简短的消息：在海口捉拿了共匪要犯李硕勋，现已按照国民政府的决定，执行了枪决。我的母亲十分小心地收藏着父亲的遗书和这份报纸。直到1959年夏末，我妻子朱琳抱着大儿子小鹏随母亲一道，亲自将原件交给了正在为国庆十周年布展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使之成为缅怀先烈、教育人民的珍贵教材。

不久，母亲接到了中央的来电，指示我们先回上海，再商量以后怎么办。这时，我母亲已经有了四个多月的身孕，行动已不是很方便。她带着我从香港坐着轮船颠簸到了上海。到码头接我们的是阳翰笙，还有一位叫戚元德的女同志。当时戚元德在党的一个外围组织互济会工作，任务是接济一些党内有困难的同志，比如说遇难同志的遗孀或是有危险的家属。多年以后，我在延安遇到了戚元德。她对我说：当年在上海码头上接到君陶，她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挺着一个大肚子，手里领着一个3岁多的小男孩，那就是你。我看到后感到十分的心酸和悲痛，两人互相拥抱大哭了一场。

这就是我父亲1927年离开上海，直到1931年在海口英勇就义的经过。新中国成立后，广东省委和四川省委收集了大量我父亲的革命经历，而且编辑成册，教育后人，在这里我就不再详细叙述了。

注：以上系人民网根据《李鹏回忆录（1928-1983）》摘编，文字部分以正式出版的书籍为准。未经授权，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