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抛物线”：文革中成中学生唯一文学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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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赵妍发自上海

鲁迅作品是否“撤出”中学语文课本的问题，又一次被“炒”得沸沸扬扬。这个几乎是“周期性”的社会热点问题，每隔几年被人们淡忘的时候，就会因为再次遭遇删节而回到大众视野里。近日，人教版教材删除鲁迅的《风筝》，取而代之的是史铁生的《秋天的怀念》，纷争再起。

一面是家长、学者对鲁迅淡出教材的“痛心疾首”、“奔走呼吁”，一面却是流传于中学生之间“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的顺口溜。一度写在旗帜上的鲁迅，在21世纪至今的处境越来越微妙。

“鲁迅抛物线”

“人教版义务教育教材删除鲁迅作品”的新闻一出，人民教育出版社出面辟谣：“……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编写的各套教材中，鲁迅作品都占了较大比重。在这套人教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7-9年级中，鲁迅先生的文章有6篇之多，入选作品数量排在课文作家首位。”

“文章有6篇之多，排在课文作家首位”的背后，教材中鲁迅文章数量逐年减少也是不争的事实。杭州一位陶姓中学语文老师向时代周报记者谈及“鲁迅作品逐渐被弱化”的感受，“从考试的重点来看，鲁迅的作品一般会在单元考中作为重点，但如果是统考，已经不再是重点”。这位语文老师将这一现象视作“时代的趋势”，并作坦然接受的态度。

事实上，如果将“鲁迅作品入选教材的数量”看做一种趋势，那么这种趋势曾经历过一个复杂的变化。有人将其形象地比喻为“抛物线”—这条抛物线的顶点在“文革”时期。

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鲁迅刚刚蜚声文坛，国内一些著名的学校就开始选用鲁迅作品，如《故乡》、《风波》、《鸭的喜剧》、《风筝》等都是最早被采用作教材的鲁迅文章。有资料显示，1949年以前鲁迅作品共选入教材25 篇。但解放区的语文课本只收了鲁迅的小说和一部分政治性较强的杂文，且数量极少。

1949年以来，几乎各套中学语文教材和与教科书配套的自读课本都选入相当数量的鲁迅作品。根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1949-1966年所选入教材的鲁迅作品有31篇。在各种文体中，杂文数量最多，且“大都有较强的批判性和政治性，这和此前的解放区语文课本的选文是一脉相承的”。

“文革”期间，全国通用的语文课本被取消，各地自行编写语文课本。“文革”开始的头两三年，鲁迅作品因为不完全符合政治思想宣传的目的而被逐出了中学语文课本。1969 年开始，语文课所谓“文”的范围稍有扩大，鲁迅作品开始得到谨慎的恢复（仅限于政治针对性极强的杂文）；1970 年，文学作品的解禁范围进一步扩大；而1972 年以后，只要是鲁迅的作品均不在被禁之列。换言之，“文革”中后期，在其他作家和作品均遭禁的时候，鲁迅作品曾成为中学语文课堂上唯一的文学教材。

改革开放到上世纪90年代初，语文教材中选入的鲁迅作品有28 篇。到90年代中期以后，去掉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文学和出汗》、《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友邦惊诧”论》等杂文。鲁迅作品的总数量与以前相比有所减少，一度维持在15 篇左右。

2007年3月，人民教育出版社第二版编撰的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必修本，则只收入鲁迅作品13篇，初中语文教科书里选入10篇，高中语文教科书里选入3篇。而其他版本如2012年在全国现行使用的江苏版、山东版、广东版的中学语文教材中也均不超过15篇。

写在旗帜上

尽管如此，当前无论是哪个版本的语文教材，鲁迅仍然是选收篇目最多的作家。鲁迅在语文教材中“老大哥”地位的形成，有其历史根源。

早在1937年鲁迅去世一年之际，毛泽东就做了《论鲁迅》的报告，称鲁迅为“中国第一等的圣人”，认为“孔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是新中国的圣人”。到了《新民主主义论》中，他不但称鲁迅是五四以来文化新军的“最伟大的最英勇的旗手”，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而且写下了这段包含了三个“伟大”和七个“最”的话：“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毛泽东对鲁迅的这一“定性”，直接被写进了1956 年颁发的《初级中学文学教学大纲（草案） 》。该大纲规定，初级中学学生从一年级起就学习鲁迅的作品，以后逐年加多加深。

和课本相配套的教学参考书，根据大纲所规定的原则明确了每一篇鲁迅作品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任务。比如《孔乙己》，“讲授这一课，目的在使学生认识封建文化毒害知识分子的罪恶，加深学生对封建制度的憎恨”；《故乡》“目的在使学生认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农民生活日趋恶化的痛苦和作者对农民的深厚同情，学习作者热爱劳动人民的精神，培养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品质”；而《祝福》“目的在使学生认识旧中国被压迫被侮辱的劳动妇女悲惨遭遇和封建制度吃人的罪恶，因而更加痛恨旧社会，热爱新社会”。

“毛泽东虽然极力推崇鲁迅，并对他给予高度评价，但他的推崇除了个人思想感情上的共鸣和对鲁迅人格的欣赏之外，无疑带有政治实用的目的。”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李新宇向时代周报记者分析，“政治的力量极大地加大了鲁迅的影响。然而，这种出于政治需要而进行的阐释和评价是取其所需而不计其余的，并非源自对鲁迅的思想、人格和追求的切实考察和全面研究。因此，这种推崇和宣扬往往是片面的。”

在《论鲁迅》中，毛泽东概括了鲁迅的三个特点：政治远见、斗争精神、牺牲精神。而用以证明鲁迅有“政治远见”的例子却是“他在1936年就大胆地指出托派匪徒的危险倾向，现在的事实完全证明了他的见解是那样的稳定，那样的清楚。托派成为汉奸组织而直接拿日本特务机关的津贴，已是很明显的事了”。

“大半个世纪之后，学界早已清楚，所谓托派成为汉奸而且拿日本人津贴，纯粹是无中生有。如果把这一点坐实到鲁迅身上，结果恰恰证明鲁迅并无政治远见。也就是说，鲁迅通过政治的力量而迅速家喻户晓，但家喻户晓的鲁迅却不是真实而完整的鲁迅。为配合政治运动而阐释鲁迅的做法成为后来几十年的传统。”李新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