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岁“国学泰斗”饶宗颐：中国将踏上文艺复兴时代

对话

记者：很多人退休后都寻求享受清净的生活，您却将学术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饶宗颐：很多人跟我说，我退休的时间正是一个好时机，天时地利人和。这个时候，中国大陆开始改革开放，抛弃了过去那种“左”的东西，思想解放了，学术禁区也扫除了。

还有是“文革”期间所有的学科都受到冲击，但考古还保留着，或者是恢复得比较早，我可以接触到这个阶段新出土的东西。

当时我离开内地那么多年，广东好多人都邀请我回内地。那时改革开放方兴未艾，可以说是一片百废待兴，我返回内地时，感觉充满了劲头，研究可以很好地深入，因此，我当时用几个月的时间，走访了大陆30多个博物馆。

记者：您曾经提到，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踏上一个“文艺复兴”的时代，我们要重新塑造中华民族新时代的圣经，建立新经学。

饶宗颐：我在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纪念会上提出这个观点。因为每个国家都有“经”，中国其实早就有“经”，中国的“经”源远流长，一些国家还在倡导我们的“经”。可是我们自己却不读经，我觉得这是中国人应该反省的问题。

经书是中华民族文化精华的宝库，是国民思维模式、知识涵蕴的基础，也是先哲道德关怀与睿智的核心精义、不废江河的论著。重新认识经书的价值，对现代人有极大的启发作用。

记者：如何理解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

饶宗颐：我为什么说二十一世纪将是我们国家踏上一个“文艺复兴”的时代？因为100多年来，我们国家出土的东西非常多，很多是汉代的竹简、帛书等，我们可以接触到中华文明的精髓。

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是因为很多古希腊的思想精华，都在阿拉伯的写本上保留下来。通过这些写本，欧洲找回了很多古希腊的思想精华。可以说，欧洲的文艺复兴就起源于这些老的写本。也就是说，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是对古典的新发掘与认识。

我们现在的情况也一样，我们要趁机把“经”做一个新的整理。当然，我们要推陈出新，与现代接轨，前人的宝贵经历好不容易通过历史文物保留下来，我们要珍惜，给以新的诠释。

另外，至于经学研究的新方向，有不少学者正在努力。因此，我肯定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一个文艺复兴的年代。

记者：这个“文艺复兴”的时代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饶宗颐：我认为二十一世纪应该是一个东学西渐的年代。作为现代东方的学人，应该意识到这个世纪不单只是一个东方文艺复兴的年代，更应该是东方的学术与艺术思想，会对西方产生巨大的影响。因为尤其是在中国，不少新的资料及文物出土，使得我们更知道东方文化悠久的传统，及它的世界性及普及性。

治学精益求精

学术研究，一定要做到“求是，求真，求正”。尤其是“正”，“正”就是要秉持正直、坚持正义、弘扬正气

对待治学，饶宗颐始终精益求精。

饶宗颐的诸多研究成果，并不急于在完成后立即发表，而是细加论证、反复推敲。年方20时，他便追根溯源写出《郭子奇年谱》，因认为文中疑点尚存，不断修正之后，时隔50年才发表。

饶宗颐治学十分强调“用哲学的心态深入考察，而从上向下来看问题”。他说今天一些做学问的人有个缺点，往往抓到一点，就把它放大，却忽视了很多值得注意的地方，容易误导大家。“应该冷静，应该全面地看，从上到下，从左到右，许多领域都是有联系的。”

饶宗颐还认为，国学是国人的文化精华和宝库，蕴含着先哲道德关怀与睿智的核心精义。他担心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之下，许多知识分子过多地向外追逐驰骛，甚至不惜放弃本位文化。

“近年来，国内出现各式各样的大师，而我季羡林心目中的大师就是饶宗颐。”季羡林曾盛赞饶宗颐，“涉及范围广，使人往往有汪洋无涯涘之感，这在并世学人中并无第二人”。

但平日里，饶宗颐却对大师的称谓敬辞不受。他笑言：“大师是佛教里的称谓，我又不是佛教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