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岁“国学泰斗”饶宗颐：中国将踏上文艺复兴时代

香港潜心治学

做学术研究，有个安定的环境很重要，香港是个避风港，为学术发展创造了相对安宁的条件

香港是饶宗颐的福地。

1949年初，为了编写《潮州志》，饶宗颐赴香港查找资料。其间，因儒商方继仁先生挽留，饶宗颐留居香港，潜心学术研究，直至1979年9月。

在此期间，饶宗颐的研究视角得以进一步拓宽，亦有更多的机会与世界各地的学者开展交流。前往日本考证甲骨文，赴印度研究梵文，远渡重洋去法国研究敦煌学……每到一处，饶宗颐都致力于开拓学术研究的新天地。

1956年，饶宗颐发表了《敦煌本老子想尔注校笺》，将藏于伦敦的这部反映早期天师道思想的典籍全文录出，兼作笺证，阐明原始道教思想的源头活水，引发了欧洲人对于道教研究的热潮。法国巴黎大学的中国宗教学权威康德谟教授认识到了这本书的重要，将此书定为教材。“东学西渐”的历程中，饶宗颐开风气之先。

1962年，饶宗颐获得被誉为西方汉学诺贝尔奖的法国儒莲汉学奖。1993年，中学辍学的他获法国索邦高等研究院荣誉人文科学博士学位，这是建院125年来索邦高等研究院首次将此荣誉授予华人。

“香港为饶先生的学术研究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中山大学教授曾宪通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饶宗颐无疑是幸运的，安定而宽松的环境，使他的学术研究达到了新的高度。

香港成就了饶宗颐，在这里，他逐渐成为一名“百科全书式”学者，蜚声国际。而同时期的国内许多学者，有些被迫离开了熟悉的工作岗位，有些则正在“五七干校”中劳作。饶宗颐也成就了香港，有学者说：“香港有了饶宗颐，就不能说是文化沙漠。”

对话

记者：为什么在香港的30年间，您取得的学术研究成就最高？

饶宗颐：1949年前，因为战乱，社会环境不稳定，我曾颠沛流离，很艰苦。所以，做学术研究，有个安定的环境很重要。新中国成立后，香港与历史上建安时代的“荆州”相似，都为学术发展创造了相对安宁的条件，香港是个避风港，有这么几年的安定，很重要。

而且香港是个开放而自由的港口城市，对学术研究者非常包容，当年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林仰山，不拘一格邀请我赴港大任教，港大给了我一份薪水，让我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我的研究平台变得非常开阔，我有很多机会与各地学者交流，还可以到世界各地考察学习。

记者：您曾辗转海内外多地任教，这些地区在学术研究上，有无给您留下印象特别深刻的？为什么？

饶宗颐：我在海外各地任教及研究，感受最深的是在法国，他们对我国敦煌文物的保存及珍重，可以说是非常有系统及精密。在日本，对于古代及近代文物的珍视，更是值得我们效法。在日本，就算是古代传下来的一张纸，他们都有系统地记录及保存起来。这是对事物一个“敬”的观念。日本人在做事上“敬”的观念，是来自我们中国。但是，他们发展得更为尽致。

记者：现在很多年轻人感觉做学问很枯燥。从潮州到香港，再到世界各地，这个求学圆梦的过程，您有感觉过辛苦么？您又是怎样克服困难的？

饶宗颐：做学问同做艺术，都是一个苦心，要在苦中求乐。我在香港曾写了一本名为《长洲集》的诗词集，其中有82首“和阮籍咏怀诗”。当时创作这些仅用了5天时间。为什么能这么快？因为那时我带了一把古琴，在长洲岛上的一位朋友家小住，边弹古琴边写作，感觉诗心和琴心相通，这样创作就感觉有乐趣了。

文艺复兴时代

我们不要辜负地下的宝物和考古学家的恩惠，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踏上“文艺复兴”的时代

1978年，饶宗颐在香港退休。此时，改革开放之风开始吹拂中国大地。

阔别内地30年后，1979年9月，饶宗颐应中山大学之邀，赴广州参加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二届学术年会，此后与内地学者交流渐频。

翌年，在曾宪通教授等人的陪同下，历时3个月踏访了14个省市，参观了33座博物馆，接触到了大量的考古文物资料。每行一处，皆有著述。

此后，饶宗颐的身影开始频繁出现在内地学术活动之中。“世界五洲已历其四，华夏九州已历其七”。

饶宗颐的研究不断深入。期间，大陆出土了很多新的历史文物，为饶宗颐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基础。

饶宗颐精习法语、日语、德语、英语、印度语、伊拉克语6国语言文字。通谙外语，为他提供了打开异域文化之门的钥匙，他自如穿行于不同文化之间，博采众长。

统计饶宗颐的创作时间可发现，他退休后发表的文章远超于退休之前。

近年来，随着年事渐长，饶宗颐较少外出，社会活动亦随之减少。但他亦并非埋首故纸堆中不闻窗外之事。新的学术动态、文物出土等信息他依旧十分关注。

望百之年，饶公老当益壮，仍然笔耕不辍。不久前，他被闻名国际的法兰西学院确定为该学院外籍院士，声动法国乃至欧洲艺术文化界。

饶宗颐说，在他心里，始终常存着一个关于中国的“新经学”之梦。“我们不要辜负地下的宝物和考古学家的恩惠。”他坚信，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踏上“文艺复兴”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