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主义牺牲品的守灵人：诺奖得主、诗人辛波丝卡

2012年02月09日 13:37
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赵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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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犬儒主义，在中国作家中也可以看到，但并没有得到健康发展。今天我们在中国看到的，是大行其道的嘲笑英雄的犬儒主义。在论述辛波丝卡的“诗的悲剧”时，我分析了她这类诗的一枚硬币的两面：中庸之道与英雄崇拜。辛波丝卡对英雄始终怀有敬意。她的犬儒主义和悲剧精神，对于当今中国作家仍然富于启迪意义。

时代周报：你在文中多次提到中国诗人北岛，并将他与辛波丝卡相提并论。有人认为你这是过分吹捧北岛。

傅正明：我喜欢北岛早期的一些诗歌，尽管他的佳作很少，后来的诗歌每况愈下，令人失望。我不认识北岛，从来没有个人接触，那时并没有刻意要吹捧他的意思。

时代周报：1996年辛波丝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评论界也是褒贬不一，这几乎是每年诺奖的常态，你个人如何评价她的诗歌？

傅正明：现在看来，辛波丝卡不愧为一位杰出的伟大诗人。“杰出”和“伟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T.S.艾略特是个杰出诗人，但不是伟大诗人，他甚至有隐蔽的法西斯倾向。金斯堡是个伟大诗人，但算不上杰出诗人。辛波丝卡的杰出，主要在于她的反讽（irony）艺术，我在《在波兰的废墟上》有专章论述。她的伟大，在于她像特朗斯特罗姆一样，堪称二战和极权主义牺牲品的诗的守灵人。

时代周报：据说在波兰国内，普通的民众对辛波丝卡的诗歌也是耳熟能详。而在中国，普通民众对“辛波丝卡”的名字可能并不熟悉，但对她的诗歌或多或少都是有了解，因为台湾的漫画家几米深受辛波丝卡诗歌的影响，成名作《向左走，向右走》也是因《一见钟情》的启发。你认为辛波丝卡诗歌的流行性，是否与她诗歌中的某些元素相关？

傅正明：一位瑞典评论家这样评论特兰斯特罗姆：“以日常语言写日常体验却能创造出伟大的诗。”这也是辛波丝卡的特征。诗歌要能流行，这一点很重要，尤其是在后现代的西方。辛波丝卡和特兰斯特罗姆的许多诗歌都是朗朗上口的。

同时，还需要把握好“诗的破格”（poeticlicense）的分寸。没有这种适当的打破常规语法的诗的语法，就容易散文化，滥用就会导致晦涩。中国当代诗人，总是想为出新而出新，想在西方诗歌中猎奇，把“诗的破格”糟蹋了。这样的诗，是对汉语的一种伤害，绝不可能流行。

时代周报：诗歌经过翻译之后，在多大程度上仍然是原来的它？或者说，诗歌翻译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信的？在《在波兰的废墟上》一书里，你评价了英译版，你对辛波丝卡诗歌的中译版是否了解？

傅正明：我的诗歌翻译观点，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两头鹦鹉，一心创造。这种观点，体现在我将于今年4月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译著《英美抒情诗新译》及其导论中。我认为，译诗既要摹仿他民族原作的语言、句法结构、修辞手法等各种因素，又要摹仿本民族传统诗歌的美质和诗语，同时要有译者创造性的传神之笔。译诗能在多大程度保留原作的成分，很难量化。同时，不能说，保留原作的成分愈多，与原诗愈“形似”，译诗就愈好。理想的译诗，应当与原诗形神俱似。

我当时尽可能收集辛波丝卡诗作的别的中译，例如陈黎、张芬龄的部分译文。我觉得他们的译笔是流畅的。但我手头没有他们译的《辛波丝卡诗选》全本。我必须承认，我不懂波兰文，隔一种语言来转译并研究一个作家，评论转译，都是一件很难的事。

时代周报：纽约书评早年发过有关辛波丝卡和201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的比较文章，认为两者有相同之处。你刚刚也多次提到了特朗斯特罗姆，你认为两者的相同之处在哪些地方？

傅正明：我认为辛波丝卡与特朗斯特罗姆在精神上比较接近。两人都避免激进和极端，诗中都有智慧和理性的声音，都有不动声色的冷静的一面。但这种冷静不等于冷漠，可以说是富于人文关怀的外冷内热。不同之处在于，辛波丝卡的诗歌少一些神秘主义因素，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有些神秘体验。

死亡是辛波丝卡和特朗斯特罗姆的一个共同的诗歌主题。这是一个黑色主题，但是，在他们笔下，死亡并不那么可怕，也许两人都有禅宗的圆融，参透了生死。特朗斯特罗姆在一个博物馆的西藏和日本面具中发现了“一种不叫痛苦的痛苦”。他和辛波丝卡一样，发现了一种不叫死亡的死亡—这就是佛家所说的“往生”。辛波丝卡的助理告诉我们：辛波丝卡是在家里于睡梦中安详离世的。作为诗人，她在旋律里燃尽了，但是，她留下的优美的诗歌旋律，将在我们这里余音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