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主义牺牲品的守灵人：诺奖得主、诗人辛波丝卡

2012年02月09日 13:37
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赵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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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见钟情”

一位瑞典评论家说，在瑞典打黑工的波兰清洁工和采草莓的移民，对于辛波丝卡的诗歌耳熟能详，她的诗歌《无法重来》（NothingTwice）还被波兰摇滚歌手Kora改编成了流行歌。这首歌是1994年波兰的大热金曲，当年仿佛全波兰都在唱：“没有什么事会发生两次/结局往往遗憾的是：/我们来到这里时毫无准备/离去了就没有机会再试……”

但辛波丝卡诗歌的流行度显然不广。199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对辛波丝卡是否“实至名归”的质疑之一，便是她在全世界几乎默默无闻—这成了大众媒体对每一个获奖诗人的指控。即便如今，美国民众对第一个报道辛波丝卡去世新闻的《纽约时报》表示费解的大有人在：那个女人到底是谁？

但或许全世界都知道那首《一见钟情》：

他们两人都相信是一股突发的热情让他俩交会。这样的笃定是美丽的，但变化无常更是美丽。既然从未见过面，所以他们确定彼此并无任何瓜葛。但是听听自街道、楼梯、走廊传出的话语——他俩或许擦肩而过一百万次了吧？我想问他们是否记不得了——在旋转门面对面那一刻？或者在人群中喃喃说出的“对不起”？或者在听筒截获的唐突的“打错了”？……

1994年，波兰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蓝白红》三部曲的第三部《红》问世，其拍摄灵感便来自于《一见钟情》。巧合、错失的机会、令人无法忍受的视觉线索以及奇怪到令人困扰的似曾相识：所有的一切逐渐营造出命运感，在结尾处的海难场面，三部影片的主角均再度出场，并且又是以偶发事件串联在一起，令人嗟叹人生的无常。

中国读者认识辛波丝卡，则是在电影《向左走，向右走》里，梁咏琪念着的感人诗句。这部改编自台湾绘本作家几米作品的电影，几乎照搬了辛波丝卡诗歌中的全部细节。当然，几米绘本在大陆的流行，也让更多人开始关注辛波丝卡的其他作品—他的《向左走，向右走》、《地下铁》、《履历表》三本书灵感均来自女诗人的诗。

几米在接受台湾《联合报》采访时表示，自己“年轻时读过《辛波丝卡诗选》，看完就忘了”。等到画完了《向左走，向右走》后重读辛波丝卡，才发现“原来辛波丝卡一直在心里”。

相比较电影、漫画对辛波丝卡传播的贡献，诗集的翻译出版在中国已久远—仅有社科院老翻译家林洪亮翻译出版过《呼唤雪人》和《一见钟情》两本，而有关辛波丝卡诗歌的研究，仅有旅居瑞典的作家傅正明在1998年出版的《在波兰的废墟上：辛波丝卡的诗歌艺术和文化传统》。

不过随着女诗人的逝去，或许新一轮的诗歌即将到来。

本文引用辛波丝卡诗歌均来自：《辛波丝卡诗选》，陈黎、张芬龄译，桂冠出版社，1998年。

维斯瓦娃·辛波丝卡
1923-2012出身于波兰小镇布宁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31年全家迁往克拉科夫。1945年开始到波兰最古老的雅盖沃大学哲学系就读。1945年发表第一首诗作《我追寻文字》，1952年出版第一本诗集《存活的理由》。1976年之前出版了180首诗，199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2001年成为美国文学艺术学院名誉会员。2012年2月1日，在克拉科夫逝世，享年88岁。

本报记者赵妍发自上海

辛波丝卡诗歌研究者傅正明的《在波兰的废墟上：辛波丝卡的诗歌艺术和文化传统》是现今在中国大陆能找到的唯一研究辛波丝卡诗歌的专著。随着辛波丝卡去世的消息传出，该书也成为人们讨论的话题之一。

“她的伟大，在于她像特朗斯特罗姆（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瑞典诗人）一样，堪称‘二战’和极权主义牺牲品的诗的守灵人。”时代周报记者辗转联系到身在斯德哥尔摩的傅正明，这位刚刚在台湾出版了《百年桂冠—诺贝尔文学奖世纪评说》的作家如是评价。

时代周报：你第一次读到辛波丝卡的诗歌是什么时候？

傅正明：我第一次读到辛波丝卡，是在1996年瑞典文学院宣布颁奖给她以后。当时，我明显地感到她的诗歌中有东方智慧，瑞典评论家也有类似的评论。瑞典女诗人普勒耶尔在《为辛波丝卡题照》一诗中说：辛波丝卡“嘴角像佛陀一样：/一种专注庄重的微笑。//尽管谨守中庸仍然充满魅力。”我向来对比较文学感兴趣，从那时起开始研究辛波丝卡。那时，我认识一个喜爱辛波丝卡诗歌的波兰移民，遇到难题可以向她请教。于是就大胆开始译介和评论辛波丝卡的诗歌。

时代周报：你在书中有一章写辛波丝卡的写作风格“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到犬儒主义”，并在开头就说明了“对于曾经有过颇为类似创作经验的中国作家，是富于启发意义的”。能否具体谈谈这种意义？

傅正明：首先应当明白的是，“犬儒主义”一词，词义复杂，原义有归真返璞的一面，后来词义发生变化。我采用这个概念，指的是对正统意识形态的“犬儒主义的嬉笑怒骂式的艺术风格”。

借用西方评论家评论米沃什的观点来看辛波丝卡，我发现米沃什与辛波丝卡有类似的一面。例如，米沃什在《欧洲的孩子》中劝人“不要爱祖国：祖国将很快消亡。/不要爱城市：城市将成为瓦砾。”这里面其实包含深刻沉痛的反讽，饱含诗人对波兰真挚的爱。勒维尼指出：这首诗中的犬儒主义，“宛如在一盏聚光灯的强光之下，展示了诗人被撕裂的灵魂”。这与中国作家的“苦恋”的体验颇为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