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主义牺牲品的守灵人：诺奖得主、诗人辛波丝卡

2012年02月09日 13:37
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赵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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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赵妍发自上海

波兰诗人、199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维斯瓦娃·辛波丝卡，于2月1日在位于波兰克拉科夫的家中去世，享年88岁。这位害羞、说话轻声轻气、烟不离手的女诗人，去世前罹患肺癌已久。据她的私人秘书对媒体称，诗人“十分安详，在睡梦中离开了我们”。

诺贝尔奖委员会将辛波丝卡誉为“诗坛莫扎特”。她在诗歌中“对人性持微妙的讽刺和怀疑”，用一种令人出乎意料的方式运用幽默，被认为既具有深刻的政治性，同时又玩世不恭。看似简单的字里行间，却微妙、深刻，具备令人难以忘怀的美感。她擅长用简单的物体和细致入微的观察来反映宏大主题，常常是一些日常影像—比如一个洋葱、一只空房子里的猫、一把博物馆的古扇，折射出爱、死亡以及逝去的时光种种。

写诗60年，发表不到400首；出版过16本诗集。著名诗作有《一见钟情》、《回家》、《在一颗小星星底下》、《写履历表》、《对色情文学的看法》、《结束与开始》等，其中《一见钟情》激发波兰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拍电影《红》。台湾漫画家几米也深受辛波丝卡诗歌影响，其成名作《向左走，向右走》的灵感同样来源于《一见钟情》。

“诺贝尔悲剧”

人们开始哀痛辛波丝卡的去世。

去年，波兰总统科摩罗夫斯基授予辛波丝卡波兰国家最高荣誉白鹰勋章，以表彰她对波兰文化的杰出贡献。对于辛波丝卡的去世，科摩罗夫斯基写道：“几十年来，她用乐观、对美和文字力量的信仰，鼓舞着波兰人。”他说，辛波丝卡是波兰精神的守护者。

波兰文化部长博格丹·兹德罗耶夫斯基在一份声明中说辛波丝卡是一个正直、忠诚、憎恶任何形式名誉的人。“她理解他人，理解弱者，对他人怀有极大的宽容。”声明中说，“另一方面，她只期望自己谦虚地活着。”而波兰外交部长西科尔斯基则在Twitter上说，辛波丝卡的去世“对波兰文化界而言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

诗人生前的经纪人成为媒体采访的热门人选，并借机为辛波丝卡新书的出版以及旧作的再版作了提前“热身”。“身体状况允许的情况下，辛波丝卡一直没有间断新诗创作。她没来得及将新作编成一本诗集出版，虽然她一直都有此意。不过这本诗集一定会在今年出版……”而她诗歌的翻译者，如中国台湾的诗人陈黎，在婉言拒绝了时代周报记者就辛波丝卡去世一事采访的同时，在邮件里竟出现了“诗集再版真是好消息”的感慨。

媒体开始大幅报道诗人去世的消息。而在赞美辛波丝卡诗歌的同时，没有一家媒体忘记强调她多年吸烟，患有肺癌，这尤其在《纽约客》个人化的报道风格中被发挥得淋漓尽致，并自然让读者联想到自身的健康：“就在前天早晨，我太太偶然翻出了辛波丝卡最近的诗集《在这里》，看着封面上80多岁的波兰诗人的照片，她的眼睛微微眯着，手里拿着香烟。‘你知道吗？我挺担心辛波丝卡。我希望她别再抽烟了。’”

为逝者哀痛的声音里，尽是生者的喧哗。这也不是辛波丝卡生命里第一次喧哗。早在1996年，有关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否实至名归”的争论打破了这位长期过着几乎“隐居”般生活的老太太的平静，她甚至罕见地接受了《纽约时报》和《洛杉矶时报》的长篇采访。后来为了躲避记者，辛波丝卡搬到了一个记者找不到、甚至连电话都没有的偏僻地方居住。

“她那时好像有些被吓坏了。”辛波丝卡诗歌的英文版译者、美国西北大学文学教授克莱尔·卡瓦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她为数不多的朋友将那次事件称为‘诺贝尔悲剧’，她自此停笔了好几年，才写出一首新诗。”

“不管怎样你都在谈及政治”

有别于上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波兰诗人切斯拉夫·米沃什，辛波丝卡并非一位共产主义时代英勇大胆的异见分子。也不像与她同一年被提名并成为热门候选人的波兰诗人兹比格涅夫·赫伯特，辛波丝卡诗句中最让人欣赏的是其“精确的用语”，而非政治隐喻。

但这并不意味着辛波丝卡在长达60年的诗歌生涯里从未涉及政治。事实上，政治在她的职业生涯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她曾一度以“社会现实主义”的风格写作，并信仰共产主义。她曾热烈歌颂共产主义—她后来声称那是“黑暗时期”而拒绝承认—但在其诗歌生涯的后半段，她站在反对共产主义的阵营里，用自由主义的思维方式洗刷过往。这无论是在1996年获奖，还是现如今去世，都成为人们热烈谈论的话题。不过，鲜有人提及辛波丝卡早期的“社会现实主义”写作风格，是遭遇批判后，重新调整态度迎合官方的结果。

事实上，作为一个“二战”幸存的脆弱女性，辛波丝卡早期诗作表达的是自己对民族的负疚感，以及对满目疮痍的祖国的忧患。这些色彩阴郁的诗歌单独发表时并没有引起评论界的注意，但就在1949年，当她想结集出版她的处女作时，编辑们发现她的诗作全然没有歌颂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品，而其低沉的情调更令人委靡不振，因此遭到了官方批评界的严厉批评。像苏联和东欧各国对言论文字实行大批判式的全民检查一样，据说当年在波兰连中学生都卷入了批判辛波丝卡的行列。

辛波丝卡自我调整后开始发表一些政治正确的诗歌，主要收录于《我们活着的理由》（1952）和《问我自己》（1954）两本诗集中。诗的主题主要是反对波兰的西化倾向，为和平而斗争，积极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中。在这些诗歌中，她以脸谱化的模式写叙事诗，“叙好人完全是好人，叙坏人完全是坏人”。

“现在的人很难理解当时的情境，这一点我难以解释清楚。我怀着拯救人类的热情，却选了一种最坏的方式。但我那么做的确是出于对人类的爱。我后来逐渐明白，我们应该做的不是热爱人类，而是热爱一个个具体的人。我们可以尝试理解他人，却无法拯救他们。”辛波丝卡在一次接受《洛杉矶时报》采访时吐露心声。

这或许是她后来坚称“我的诗歌跟政治没有半点关系，它们写的是人和生活”的原因，她的诗歌《时代的孩子》更是控诉了政治对日常生活的渗透。

“那对我来说真是一个深刻的教训。我年轻时候犯下了一个错。尽管是出于善的信仰，很不幸，许多诗人都和我一样犯了同样的错误。后来他们因改变意识形态而身陷囹圄。我很幸运能够幸免于难，这或许是因为我本质上并非一个真正的政治活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