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魔”洛夫以诗体现死亡：年过八旬叹游子不归路

2011年08月04日 09:40
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河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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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1月8日，台湾著名现代诗人洛夫在上海的酒店里接受记者采访。

素有“诗魔”之称的台湾著名诗人、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候选人洛夫先生，其诗风曾经历数次蜕变。《中国当代十大诗人选集》将洛夫评为中国十大诗人首位。洛夫又与余光中并称台湾诗坛双子星座，他写诗、译诗、教诗、编诗五十余年，出版诗集三十一部、散文集六部、评论集五部、译著八部；他与痖弦、张默于1954年共同创办的《创世纪》诗刊、与纪弦早一年创办的《现代诗》，开创了中国台湾现代主义诗歌的新时代。他说自己写诗只是“真”。

“真”有了，“魔”如何？洛夫说：“诗之入魔，自有一番特殊的境界与迷人之处。如果一个诗人使用语言如公孙大娘之使剑，能达到‘霍如弈射九日罗，矫如群帝骖翔’的境界，如果他弄笔如舞魔棒，能达到呼风唤雨、点铁成金的效果，纵然身列魔榜，难修正果，也足以自豪了。”

今年年初，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洛夫的两卷本精选（诗集《烟之外》、散文集《大河的潜流》）。现隐居加拿大、82岁高龄的洛夫先生重新进入大陆读者的阅读视野。

人生的第一度流放

时代周报：1949年您离开家乡。1988年，您第一次回到湖南衡阳，得知母亲已经去世，当时是怎样的心情？

洛夫：母亲是在1981年去世的，那时两岸尚未解冻，两地亲人都不容许见面，噩耗经由香港一位友人传来，悲伤实非一般语言所能形容，我便写了一首悼念亡母的长诗《血的再版》，在台北报刊上发表时曾传诵一时。1988年我初次回家乡探亲时，老母墓草已及膝了，兄弟们带我到墓前祭奠时，我拜倒在地，不禁热泪夺眶而出，事后写了一首小诗《河畔墓园》，以记当时哀恸之忱。

时代周报：1949年7月，您又是怎么离乡随军来到台湾的？

洛夫：当年我在家乡衡阳的岳云中学念初一，开始接触新文学，读到的第一本书是冰心的《寄小读者》。这本书影响了我的一生，其中关于海洋的描写，在心中日渐酝酿成一个梦，一种对未来美景的憧憬与向往。这与我日后渡海去台湾、浪迹海外数十年有必然关系。

1949年我之所以只身赴台，最现实的考虑，一是为当时战乱的形势所迫，再就是出于一时的冲动，想出去“闯天下”。于是我毅然与一群同学先乘火车到广州，再乘军舰去到台湾，展开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文学生涯。我想把这次首度离乡背井、远赴台湾，称之为第一度流放。但理想永远与现实悖离，抵达台湾后我才发现身在异乡，单形只影、无亲无故，极度孤独无助，再加上投考大学未被录取，找不到工作，为了解决生活问题，只好投身军旅。

以诗的形式体现死亡

时代周报：1959年，您在金门担任联络官，经历过金门炮战。那时候开始写诗了吗？

洛夫：1959年8月23日，台湾外岛金门与对岸厦门爆发了一场轰动全世界的炮战，当时我刚从军官外语学校毕业，分配到金门担任联络官，负责接待来自各国的新闻记者。白天冒着炮火带领记者们到战地采访，头上炮弹嗖嗖而过，惊险万分，晚上则睡在坚固的山洞里。开始我很不习惯那种心惊胆跳、孤单寂寞的战地生活，经常失眠，躺在硬板床上胡思乱想，有时灵感来了便想写诗。我的第一首长诗且具有个人里程碑性质的《石室之死亡》，便是那时开始动笔的。那天我在石洞里写下长诗的第一句，洞外突然响起一阵爆炸声，山洞一阵摇晃，土石纷纷坠落，坐在我对面的一位军官吓得躲到桌子底下，而我却面不改色地仍在琢磨一个诗句—虽面临死亡威胁却毫无恐惧之感。当时隐隐意识到一件事：如果以诗的形式来表现“死亡”这件事会不会变得更加亲切，甚至庄严美丽？这是我对死亡最初的体验。

时代周报：1965年11月，您又去越南任“顾问团”顾问兼英文秘书。

洛夫：1965年，越南与美国的战争处于高潮，命运又让我赶上了这场热闹。刚经历了金门炮战，又被派到驻越南西贡（今称胡志明市）的顾问团服务，做的是翻译与联络的工作。我在西贡待了两年，虽然没有直接参战，却也经常面对爆破等威胁。我配有两把枪，一支卡宾枪，一支美式手枪。有一次我亲眼看到一个和尚为抗议官员贪污而自焚，第二天我竟忘了与越南政府的盟友立场，糊里糊涂地参加了反政府的游行行列。这两年几乎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写诗，但我仍尽量把战地的所见所闻以及在战争中体验到的生命无常感，都记在日记里，一九六七年调回台北后，我把记录下来的零碎意象整理成诗，逐渐发表，这就是日后收在《外外集》中的“西贡诗抄”。

从《创世纪》到《魔歌》

时代周报：您早期的诗作有强烈的超现实主义倾向，西方三十年代流行的超现实主义是不是对您的诗风影响甚巨？

洛夫：那时我与张默、痖弦三人都是海军的年轻军官，热爱文艺，经常在一块儿谈论诗歌，也一起在军报上发表作品。当时台湾的经济尚未起飞，生活相当穷困，但我们不顾一切，办起了一份小小的诗刊—《创世纪》，印刷费都是从三人的工资里出。开始办的时候十分艰辛，经费凑够了就出一期，起初是不定期刊物，后来才改为季刊。就这么每年四期，熬过了55年，筚路蓝缕，由小而大，由草创而鼎盛了诗刊。1960年代台湾只有三本诗刊：纪弦主编的《现代诗》，主要倡导西方现代主义；余光中等主编的《蓝星》，走保守的抒情诗路线；我与张默主编的《创世纪》，强调纯粹性、独创性、世界性，主张融合西方与中国，现代与传统，以建立一个崭新的中国现代汉诗的诗学体系。后来我独自担任主编达20年之久，全力投入新诗现代化的工程。当年台湾言论管制十分严格，民间的文学刊物都被列入黑名单，所幸当时牵连无辜的“文字狱”虽偶尔有之，但不多见，兴许由于检查文艺的官员不懂新诗，《创世纪》这样的纯诗歌刊物并未受到强烈干预，倒是我个人曾一度受到调查，原因是大陆的《人民日报》在我不知情的情形下，转载了一首我怀念故乡的诗。

时代周报：读您的诗作，感觉想象力之宏富繁丽，真不负“诗魔”之名，随手拣拾：“目光如葛藤/悬挂满室”、“秋雨吓得骤然凝在半空”、“疑是地上——低头拾起一把雪亮的刀子”……您写诗是一挥而就还是反复推敲意象和字句？

洛夫：两种情况都有。十来行的短诗通常是灵感的产物，几乎不假深思，不做修改，十来分钟即告完成，这只限于日常题材，捕捉生活情趣的小诗；但在处理大题材，富于哲思、追求知性深度、我称之为“重工业”的作品时，就不可能一挥而就了。草稿完成后还需多次修改，有些作品即便已经发表过，在结集出版之前还会再次修改，有时甚至改得面目全非，变成了另外一首诗。

诗人不能完全靠灵感写作，但凡是“神来之笔”、“化腐朽为神奇”、“神与物游”的作品，都先得由灵感启动。我常自嘲说：我的好诗往往都是无意中撞上的。至于你提到的“秋雨吓得骤然凝在半空”这个句子，乃是古诗加工改写成的。李贺有句诗“石破天惊逗秋雨”，我在《与李贺共饮》这首诗中把它改写成“石破/天惊/吓得秋雨骤然凝在半空”，它保留了李贺原句的诗意，而表现手法则是我新创的现代形式。

时代周报： “自《魔歌》以后，风格渐渐转变，由繁复趋于简洁。”这是“吴三连文学奖”对您的评价，转变是如何完成的？

洛夫：《魔歌》是第五本诗集，是我风格蜕变的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尤其在《石室之死亡》写作时期，我对写诗有一种执拗、强烈的使命意识，相信诗的创作过程就是生命热力由内向外的迸发，诗人的意义主要在挖掘生命的奥义、表现生命的潜力、诠释生命的价值，而不仅仅是提供一个可以赏心悦目的文本而已。在如此沉重的使命感负荷下，我一直处于剑拔弩张的紧张状态中，但在写作《魔歌》的1974年前后数年间，我的诗观和语言风格都有了极大的改变，即认为探索生命奥义的诗，其力量并非完全出自诗人的内在世界，诗人更应探究生命的底层，同时也要敞开心窗，把感性的触角伸向外在的现实，捕捉当下生活的感受。换句话说，这种转变主要表现在由个人心灵的暗室走向广阔明亮的外在世界。当然，这种转变与年龄的增加、生命的成熟也颇有关系。

时代周报：您现在定居加拿大，有没有想过叶落归根？

洛夫：我临老选择移民海外，远奔天涯，隔断了两岸地缘与政治的过去，体验我所谓的“二度流放”生活。初抵加拿大时，我在陌生的新环境中强烈感受到冷清与孤独，黄昏时独立在北美辽阔而苍茫的天空下，我深深意识到自我的存在，却又感受到自我的定位是如此暧昧与虚浮，至少在形式上我已经失去了祖国的地平线，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认同对象。我出生在湖南，成长在台湾，暮年隐居加拿大，但何处是我家？老年陪伴我的，除了相依为命的老妻之外，就只有寂静的书房，和那挥之不去、终生相随而给我无限慰藉、使我得以安心立命的中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