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岸后，留学生们各奔东西，但也彼此都留下联络的地址，冰心刚到卫斯理女校后，便收到许多来信，“有的洋洋洒洒，写了好几页，介绍自己的家世；有的用华美的词句，描述航海中结识冰心女士的激动心情；有的倾诉早已仰慕冰心的美名，喜爱她的作品……”(见卓如的《冰心传》)。而吴文藻却只寄了一张明信片，但冰心却很精心地回了一封信，而相对于那些写长信来的，冰心却只回了一张明信片。后来吴文藻的女儿吴青开玩笑地说，我爸爸是以特殊的方式追求我妈妈。而当吴文藻接到冰心的回信，相当感动。所以当他得知冰心生病时，便赶紧写了信去慰问；在他路过波士顿时，还与一些留学生上青山沙穰疗养院探望冰心。而平日他会把买回来的有关文学的新书看过后，把重点用红笔画了圈圈，然后包好寄给冰心。这些举动对冰心自是一种安慰，一股心灵的暖流。尤其是吴文藻寄来的书，她每本都认真读过，并提出她的心得。于是在一九二五年春，当顾毓瑗在波士顿排演《琵琶记》时(由梁实秋、谢文秋、冰心、王国秀等中国留学生担纲演出)，冰心给吴文藻写了一封信邀他来看演出，并且将入场券夹在信内。吴文藻先是因功课太忙不能前往，但最终还是在演出后第二天赶到。冰心在众人中见到吴文藻很是高兴，悄悄地对他耳语道：“上次你来看我(按：指沙穰疗养院那次)，我很高兴。”吴文藻听后很激动，并且终生不忘。
一九二六年七月，冰心获卫斯理文学硕士返国任燕京大学国文系助教。而吴文藻则于一九二八年冬获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社会学系博士学位。次年二月，他取道欧洲、苏联返抵北平，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并兼任清华大学社会人类学系讲师。同年六月十五日，两人在北平结婚。冰心回忆道：“我们的婚礼是在燕大的临湖轩举行的，一九二九年六月十五日是个星期六。婚礼十分简单，客人只有燕大和清华两校的同事和同学，那天待客的蛋糕、咖啡和茶点，我记得只用去三十四元！新婚之夜是在京西大觉寺度过的。那间空屋子里，除了自己带去的两张帆布床之外，只有一张三条腿的小桌子——另一只脚是用碎砖垫起来的。两天后我们又回来分居在各自的宿舍里，因为新居没有盖好，学校也还没有放假。”
婚后他们在教学上享受了师生间亲切融洽的感情，他们不但有各自的学生，也有共同的学生。他们两人总是苦乐相处的，比如一九三三年有塞北之行，一九三六吴文藻休假一年，获“罗氏基金会”游学教授奖金，于是他偕冰心重游欧美各国。
而一九五八年四月，吴文藻被错划为右派，冰心这么回忆着：“这件意外的灾难，对他和我都是一个晴天霹雳！因为在他的罪名中，有‘反党反社会主义’一条，在让他写检查材料时，他十分认真地苦苦地挖他的这种思想，写了许多张纸！他一面痛苦地挖着，一面用迷茫和疑惑的眼光看着我说，‘我若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我到国外去反了，何必千辛万苦地藉赴美的名义回到祖国来反呢？’我当时也和他一样‘感到委屈和沉闷’，但我没有说出我的想法，我只鼓励他好好地‘挖’，因为他这个绝顶认真的人，你要是在他心里引起疑云，他心里就更乱了。”就是冰心如此地理解与鼓励，帮他度过艰难的岁月。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冰心写了一篇充满感情的文章，题名叫《我的老伴——吴文藻》，她在篇首这样写道：“我想在我终于投笔之前，把我的老伴——吴文藻这个人，写了出来，这就是我此生文学生涯中最后要做的一件事……这篇文章，我开过无数次的头，每次都是情感潮涌，思绪万千，不知从哪里说起！……”是的，他俩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姻缘路，其中千般爱意，万斛情怀，又岂是纤纤三指间那支描凤的笔所能写尽的呢？当然也不是简单的一个“爱”字了得！
一九九九年二月二十八日，冰心也走完了她百年的人生。
本文摘自《那些才女们》，作者：蔡登山，原题：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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