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条刘孝标注引邓粲(公元377年前后在世)《晋纪》曰：“驎之字子骥，南阳安众人。少尚质素，虚退寡欲。好游山泽间，志存遁逸。桓冲尝至其家，驎之方条桑，谓冲：‘使君既枉驾光临，宜先诣家君。’冲遂诣其父。父命驎之，然后乃还，拂短褐与冲言。父使驎之自持浊酒葅菜供宾，冲敕人代之。父辞曰：‘若使官人，则非野人之意也。’冲为慨然，至昏乃退。因请为长史，固辞。居阳岐，去道近，人士往来，必投其家。驎之身自供给，赠致无所受。去家百里，有孤妪疾，将死，谓人曰：‘唯有刘长史当埋我耳！’驎之身往候之疾终，为治棺殡。其仁爱皆如此。以寿卒。”可见他在当地深得民心，是一位富有仁爱之心的名士，而两任荆州刺史桓玄(369—404)、桓冲(328—384)父子对他都非常器重。

刘驎之居住在距离荆州二百里的阳岐村，这是一个濒临长江的渔村，从荆州到江陵，这里是必经之地。而从江陵去建康(今南京市)，又必然经过浔阳江州(今江西省九江市)。这条交通路线就是长江水路。《陶渊明集》卷一《答庞参军》诗序：“庞为卫军参军，从江陵使上都，过浔阳见赠。”诗云：“依依旧楚，邈邈西云。”江陵正是楚地，桓玄也曾建国于此，国号为楚。从陶渊明的生平判断，他极有可能到过阳岐村。因为陶渊明曾赴荆州入桓玄幕担任参军，今《陶渊明集》卷三有《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诗可以为证：“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俗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南荆！叩枻新秋月，临流别友生。”(参见袁行霈《陶渊明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88页)“临流”的“流”就是指长江。袁行霈说：“江陵是荆州治所，桓玄于隆安三年(399)十二月袭杀荆州刺史殷仲堪，隆安四年(400)三月任荆州刺史，至元兴三年(404)桓玄败死，荆州刺史未尝易人。渊明既然于隆安五年(401)七月赴假还江陵任职，则必在桓玄幕中无疑。”(同上，第291页)事实上，浔阳陶氏与与谯国龙亢(今安徽怀远县西部)桓氏(参见王伊同《五朝门第》附《高门权门世系婚姻表》之十五《谯国龙亢桓氏》，中华书局2006年版)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晋书》卷六十六《陶侃传》：“木屑及竹头悉令举掌之，咸不解所以。后正会，积雪始晴，听事前余雪犹湿，于是以屑布地。及桓温伐蜀，又以侃所贮竹头作丁装船。”陶侃(259-334)竹头木屑的故事是非常著名的，但他细心收集的竹头，却成为桓温(312—373)伐蜀战船上的竹钉，这说明他们彼此是非常信任且默契于心的，其相与之深非同一般。又《晋书》卷六十六《陶侃传》：“遣子斌与南中郎将桓宣西伐樊城，走石勒将郭敬。”桓宣(？—344)是谯国銍(今安宿县)人，属于桓氏之别族(参见王伊同《五朝门第》附《高门权门世系婚姻表》十五之《谯国銍人桓氏》)。《陶渊明集》卷五《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在记述了著名的龙山雅集和孟嘉(生卒年不详)洛帽的故事以后说：

光禄大夫南阳刘耽，昔与君同在温府，渊明从父太常夔尝问耽：“君若在，当已作公否？”答云：“此本是三司人。”为时所重如此。

桓温就是桓玄的父亲。传中又说：

娶大司马长沙桓公陶侃第十女……渊明先亲，君之第四女也。

孟府君是陶渊明对外祖父孟嘉的尊称。从该传可以看出，孟嘉与陶侃，孟嘉与桓温，孟嘉与刘耽(生卒年不详)、陶夔(公元405年前后在世)三人的关系，皆非同寻常。《晋书》卷九十四《隐逸列传》：

刘驎之字子骥，南阳人，光禄大夫耽之族也。

刘驎之与光禄大夫刘耽是同族的亲戚，而刘耽是陶渊明外祖孟嘉的挚友，这种家族关系自然使陶渊明非常了解刘驎之其人其事。看来，以桓氏家族势力为核心，以桓、陶、刘等家族为纽带，陶渊明与刘驎之这两位隐逸名士也有或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特别是陶渊明，他对刘驎之是非常了解也非常欣赏的。所以，《桃花源记》最后说：

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这是陶渊明有意制造的一场灯下黑，纯属虚拟之词，目的在于引开读者的视线，有意遮蔽“渔人”即刘驎之的真相。由于桓氏乃是宋武帝刘裕的政敌，桓玄又被刘裕消灭，特别是刘裕登基称帝以后，疯狂地剪除异己，诛杀桓玄旧部，所以陶渊明不得不隐约其词，以“武陵人捕鱼为业”的艺术虚构来描写刘驎之，避免牵连之嫌。文中“晋太元中”的历史叙述以及“寓意于刘裕，托之于秦”(洪迈《容斋随笔·三笔》卷十“《桃源行》”条)，“以嬴秦况当时”(明黄淳耀《陶庵全集》卷二《游横山记序》)的寓意，足以表明《桃花源记》创作于宋武帝永初年间(420—422)。《宋书》卷九十三《隐逸列传》说陶渊明“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宋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晋宋易代对陶渊明的心态发生了重大影响，其《桃花源记》对“渔人”形象的塑造正是一个典型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