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在其经典名文《桃花源记》中描绘了一个东方式的乌托邦社会，作品中的“渔人”作为这个神秘社会的发现者，其真实身份究竟如何？其艺术原型又是何人？请看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范子烨先生的解说。

范子烨

偶然闯入桃花源的“渔人”是一个懂得自然审美、喜欢观赏风景的人。《桃花源记》说：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

绚烂的桃花，鲜美的芳草，使他受到了吸引，他为之惊异，甚至沉醉于美景之中，忘记了路途的远近。王维(701—761)的《桃源行》对“渔人”的这一特点传写得十分精确：“渔舟逐水爱山春，两岸桃花夹古津。坐看红树不知远，行尽青溪忽值人。”(清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卷之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61年版，第98页)我们试比较李清照(1084—1155)在其著名的词篇《如梦令》中所表现的审美心态：

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王仲闻《李清照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7页)

显然，就审美心态而言，“渔人”和李易安并没有什么差异。由此可见，陶渊明笔下的“渔人”绝对不是一个没有文化的普通渔夫。《文选》卷三十谢灵运(385—433)《田南树园激流植援》诗云：“樵隐俱在山，由来事不同。……赏心不可忘，妙善冀能同。”诗人指出，虽然砍柴和隐居都在山里，但却是完全不同的行为，因为隐者有“赏心”——审美的情怀，而为了生计天天去山里砍柴的樵夫却很难具有这样的情调。这种美学思想无疑是非常深刻的。明乎此，我们就可以初步确认“渔人”的真实身份了。唐刘知几(661—721)曾说“武陵隐士，灭迹桃源”(清浦起龙《史通通释》卷十八《杂说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下册，第526页)，客观上已经点明了这一点。《桃花源记》还说：

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

在等级森严的东晋时代，这位“渔人”居然可以很随便地拜访郡中的最高行政长官，对他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奇闻异事，不仅如此，他的讲述还能够引起太守的高度重视，乃至派人跟随他去重觅桃花源。这种事情即使在现代社会的行政体系中恐怕也很难做到。譬如，美国佛罗里达近海的渔民想要拜见佛州州长，想对他随便说点自己海上历险的故事，谈何容易？因此，就人物原型而言，“渔人”肯定是一位具有深厚社会背景的隐士。如《宋书》卷九十三《隐逸列传》载王弘之(365—427)“性好钓，上虞江有一处名三石头，弘之常垂纶于此。经过者不识之，或问：‘渔师得鱼卖不？’弘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卖。’日夕载鱼入上虞郭，经亲故门，各以一两头置门内而去。始宁汰川有佳山水，弘之又依岩筑室。”王弘之说自己钓鱼“得亦不卖”，这无疑是“渔隐名士”的夫子自道。如果一定要说他以“捕鱼为业”的话，那么，就只能意味着“以捕鱼作为平生的志业”，也就是隐居避世的一种方式。陶渊明所说的“武陵人捕鱼为业”也是如此，而究其实，这也不过是一种障人眼目的文学托词而已。当然，这种文学托词是建立在我国文学传统之上的。“渔人”，或称“渔父”，或称“渔翁”，在我国古典文学的艺术画廊中是一个十分常见的人物形象，如《庄子·渔父》曰：

孔子游乎缁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渔父者，下船而来，鬓眉交白，被发揄袂，行原以上，距陆而止，左手据膝，右手持颐以听。(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15-816页)

这位“渔父”不仅与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侃侃论道，而且使他非常钦佩，显然是庄子(公元前369？—公元前286年)虚构的一位智者。与庄子之文颇为类似的是屈原(公元前340？-公元前278？)的《渔父》：

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酾？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复与言。(宋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9-181页)

屈原笔下的这位“渔父”，如同莎翁戏剧《汉姆莱特》中的鬼魂，《麦克佩斯》中的幽灵，都是主人公自我的一种外化，乃是作家为表达其心灵苦闷，为书写其人生困境而运用一种艺术手段。《世说新语·文学》第91条：“谢万作《八贤论》，与孙兴公往反，小有利钝。”南朝梁刘孝标(462—521)注称“万《集》载其叙四隐四显，为八贤之论，谓渔父、屈原、季主、贾谊、楚老、龚胜、孙登、嵇康也”，谢万(321—361)把渔父视为实际出现的历史人物，乃是受司马迁(公元前145—公元前87？)《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影响。刘知几说：“自战国已下，词人属文，皆伪立客主，假相酬答。至于屈原《离骚》辞，称遇渔父于江渚；宋玉《高唐赋》，云梦神女于阳台。夫言并文章，句结音韵。以兹叙事，足验凭虚。而司马迁、习凿齿之徒，皆采为逸事，编诸史籍，疑误后学，不其甚邪！必如是，则马卿游梁，枚乘谮其好色；曹植至洛，宓妃睹于岩畔。撰汉魏史者，亦宜编为实录矣。”“嵇康撰《高士传》，取《庄子》、《楚辞》二渔父事，合成一篇。夫以园吏之寓言，骚人之假说，而定为实录，斯已谬矣。况此二渔父者，较年则前后别时，论地则南北殊壤，而辄并之为一，岂非惑哉？苟如是，则苏代所言双擒蚌鹬，伍胥所遇渡水芦中，斯并渔父善事，亦可同归一录，何止揄袂缁帷之林，濯缨沧浪之水若斯而已也。”(浦起龙《史通通释》卷十八《杂说》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下册，第521-522页)刘氏批评了前人在修史过程中对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的混淆，其见解是相当深刻、精辟的。我们读柳宗元(773—819)著名的《江雪》诗：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柳河东集》卷四十三)

在大雪纷飞的酷寒天气里，根本就不能钓鱼，因为钓亦不得，徒受寒冻，然而，在诗人的笔下，一位执着的渔翁却驾着一叶孤舟，顶风冒雪，寂然凝坐，独钓于寒江之上，这无疑是诗人自我的化身。我们再读《柳河东集》卷四十三《渔翁》诗：“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销日出不见人，欵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以及清厉鹗(1692—1752)《宋诗纪事》卷八十六李煜(937—978)《渔父词》：“浪花有意千重雪，桃花无言一队春。一壶酒，一竿鳞，世上如侬有几人。”作品中的“渔翁”和“渔父”，都深深寄托着诗人的情志和妙赏，靠捕鱼谋生的人岂能如此潇洒，如此自由？当然，柳柳州和李后主皆生于陶渊明之后，对他们的作品自然是无缘寓目的。但是，其作品中“渔人”的形象特征实可与《桃花源记》相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