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时会被枪毙的爱人

我们一起呆了半年，1969年夏天，被分到不同监狱。1970年2月9日大年初四，又一起到了死刑号。

那天晚上，我以极快的速度，在脑子里把一辈子的经历过了一遍。也许明天早上就要走上刑场了，现在不想，以后就没机会了--到底我做错了什么？

死刑号里，每个人都是单间，见不到面，只能通过声音交流。我们这些新来的人处在一种强烈的震撼中，竟然用开晚会的方式抵御恐惧。检查的人来了就装睡，走了我们就小声地哼唱。我唱了苏联歌曲《光荣牺牲》，“忍受不自由莫大痛苦，你光荣的生命牺牲，在我们艰苦的斗争中，你英勇地抛弃头颅……”一时之间，一股热血冲到胸前，我不能自已地用意大利文高声唱道：“哦，我的太阳，我的太阳，那就是你！”

没有人睡觉，因为不久就要长眠了。我们平静地聊着各自的案情，有人忽然说，“要是家里人知道咱们最后还开了晚会，乐乐呵呵的，那就好了。”于是我们挑了个最有希望活下来的孩子，让他出去后把最后的晚会的情况转告我们的家人。

但事情没这么简单，我们还得接受各界人民批判，我马上明白了：杀鸡儆猴嘛。

那阵，每天除了睡觉时可以短暂地忘怀，醒来一刹那，看到阳光，喜悦了几秒钟，立即明白，我是一个随时要被枪毙的人。

睡着也是在做噩梦。黑暗中，被横七竖八的水泥、钢铁碎块夹在缝中，被漫上来的地下水渐渐淹没、窒息，无法逃脱。那种痛苦是非常具体的。

后来“老七”的叔公王鹤寿（曾当选为中央委员、中纪委常务书记、第二书记。参加领导审查林彪、江青两个集团案件，及平反刘少奇、瞿秋白、潘汉年等重大冤假错案的工作。十三大上当选为中顾委委员。）说，其实我们的枪毙决议已经通过了两次，幸亏周恩来说要留下活口，才没有枪毙。所以，我总怀疑我做那些噩梦时，中央正在开会决议。

很多人在垂死挣扎。有人向上面报告说有祖传的秘方要献给国家。写完了交上去，他又报告了，说胃寒的病人才能吃，胃暖的不能吃，就怕弄错了到时候更不行。我们就想，这完全是生死一线的事。有的人当时就疯了，也有可能是装疯，看看能不能用这个办法求生。我当时想，一定不能让人觉得我有多惨，一定要给大家一个微笑，优美地走完那一步，保留最后那点尊严。

死刑号里有一个女囚叫孙秀珍，长得很美，温柔优雅、毫不张扬。她曾嫁过一个男人。从北京医士学院毕业后，分配到挑花厂当厂医，认识了同是厂医的田树云。田树云展开激烈的追求，立誓娶她。她和丈夫离婚，厂里家里骂声一片，田树云却跟另一个出身好的姑娘结了婚。“文革”中，田树云日子不好过，又来找她，说他已经和苏联接上头了，让她帮他定期把信投到苏联使馆的汽车里，以后一起远走高飞。孙秀珍投了19次信，最后两人双双被捕。

还在监狱学习班时，我就被她迷住了，开始给她写情书。我们联系的方式是在倒土时用图钉把情书钉在装土的箱子下面。

她写给我的情书也很热情。我们都知道这种爱没有任何结果。她比我大，还有个孩子--我出来了才知道。她跟同房的李世佺说过，就算我们出去了，郎郎知道我的情况之后也不会娶我。

但当时我们觉得，至少还有人爱你，是很大的安慰。

现在我们已经是死囚了，她给我的感觉是心如止水。

她被枪毙的前夕，我们作为同一场批斗的主角，终于有了一次肢体接触--之前我们写了那么多的情书，却没有机会相互触碰--那是在去体育场参加批斗会的车上。我们背靠背坐着，尽量地贴近对方。在那些日子里，这是我们惟一的甜蜜。后来我跟北岛他们讲这件事，他们说，这是生命和钢铁机器在作不对等的抗争。

孙秀珍，这么美的女性，连自己干了什么都不知道，最后完全是被无谓地牺牲了。像这样傻乎乎的女孩儿，在那个时代死了千千万万，没人为她们说话。最惨的是，李世佺出来以后，去找孙秀珍的父母，说可以申冤。她的父母不同意，说这是个耻辱，我们要永远忘掉。如果我不提，你们根本不会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叫孙秀珍。

在大的政治动乱中，个人就是牺牲品。你最好当一个旁观者，或者当一个记录者，那比牺牲更有意义。你牺牲了，当时很多人哭了，完了大家都要过自己的日子，谁还会记得那些死的人？只有他妈妈爸爸才知道。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白鼠，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我们年轻的时候，常常什么都不知道就被牺牲掉了。

我坚信的一点是，要抵抗暴力、抵抗丑恶，而不是比它更厉害，否则在这个过程中你也会变得暴力、变得丑恶。

你就喜欢那个美的东西，别弄脏自己。你老是要跟它斗争，最后会发现你和它没有什么区别。

我们那批死刑犯是在1970年3月5日宣判。许多人被拉走了，我记得名字的有：遇罗克、田树云、孙秀珍、沈元、索家麟、王涛、王文满、朱章涛等。最后两位的下落，我至今不清楚，其他都立即执行了。那个我们还指着他给家人捎口信的孩子也被带走了。

我被留下了，筒道里死一般地寂静。我预感到他们再也不会回来了。

“要是眼睛累，你就闭上”

监狱里每年都有一个节目：过年前一天有个宽严大会，枪毙几个，或者提前释放几个。1977年12月31日，正在牢里分糖吃，监狱的人对我说，我可以回家了。

我到门房脱下囚服，换上自己的衣服。到了门口，看到一辆吉普车，哥哥和母亲站在那儿。我说，你们已经来很久了？他们说，来了一会儿了。没人哭，也没人说那些伤感的话。

监狱里的颜色很单调，回来这一路上，看四周的环境真是眼花缭乱。我妈就说：“郎郎，要是眼睛累，你就闭上。”我说：“没事儿，挺好看的。”

到了家门口，我爸来开门，说：“郎郎回来了。”我爸妈很细心，给我收拾了一间屋子，里面是素色的。还买了个砖头式的录音机放在那儿，有两盘俄罗斯民歌的带子。说：“你先躺躺，休息休息喝点儿水。”就这么到家了。电视剧里应该抱头痛哭，我们家没这事。

刚出来的时候不适应的太多了。晚上睡觉，我妈过来看，要给我关灯。我说别关，我10年没关过灯了，突然黑了会不适应，觉得一下陷入深渊。

出门根本不会过马路，而且不习惯后边没有人跟着。在监狱里你到哪儿都有警察跟着，觉得他们成了自己的一部分。突然没了，空荡荡很奇怪。

我变得不怎么会说话了。其实在监狱里经常跟别的犯人聊天，只是语速和说话的内容跟外边完全不一样。艾未未的哥哥接我出去吃饭，他们说那会儿我面色苍白。

好在没过多久又没事儿，变回来了。

出狱两年之后，1980年，我就离开了中国。原因特别简单：这批案子的几百人到公安局要求销毁审讯记录和档案，就我和“老七”的他们不肯销毁，说是我们并非“判决无罪”，而是“证据不足”。那意思就是这案子还没结。我们当时也想不到中国变化那么迅速，要是过几年又折腾一回呢？就决定，为了安全，合法地飞走。

当时很多人出去都是为了安全。出去后大多数人都过得不行，靠各方面的救济，后来允许回来，又大批跑回来。我属于特别能谋生的人，能混入各个大学去教书。一次北岛来普林斯顿，我们给他安排了一个演讲，他讲的是流浪者的心态。有人说，“你到美国了都有饭吃，多好啊。”他就说，“你不明白我们这些在海外的人真正的心理。”很艰难，活不好。后来“老鬼”（《青春之歌》作者杨沫之子马波）他们为什么千方百计想回来？就是实在熬不下去了，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