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郎郎在死刑号的日子

监狱里的颜色很单调，回来这一路上，看四周的环境真是眼花缭乱。我妈就说：“郎郎，要是眼睛累，你就闭上。”我说：“没事儿，挺好看的。”

本刊记者吴虹飞实习记者覃宪秋发自北京

2月，共和国国徽设计者张仃辞世，儿子张郎郎从普林斯顿大学飞回奔丧。谈论生死，共话往事，原来这个还有些英俊的、喜欢说笑话讲故事的老头儿，曾经是诗人郭路生（即食指）的引路人、遇罗克在死刑号的狱友、陈丹青的教员，并与国内地下诗歌运动渊源深切。

1943年11月，张郎郎出生于延安，在“马背摇篮”里长大，是名副其实、根红苗正的“红二代”。他跟着一路打仗的部队进了北京，在像“育才”、“一○一”、“四中”这样干部子弟成堆的学校上学。那个饥饿而又狂热的年代，无数少年被压抑住的光芒，他却轻轻巧巧、活活泼泼地如数绽放出来了。

1962年，还是中学生的张郎郎在母亲陈布文（曾为周恩来秘书、国务院秘书，当时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文学）支持下创办“太阳纵队”地下诗社。

诗社成员多半出身于干部家庭或艺术家庭，对社会上的残酷和严峻“不甚了解，至少觉得与我们无关”。而他们享有的书籍、画册、电影等“精神资源”则远远超出普通家庭的孩子，所以“创作欲极强，很想找机会表现一下”。

这原本只是一个文艺沙龙。“秘密写诗，只是怕别人破坏我们的游戏。但我们也没想用诗来反对‘现政’。我们既不是革命，也不是反革命，只是不革命而已。”张郎郎完全没有料到，此时关于大学动态的内部资料早就把他描绘成了流氓般的“资产阶级文艺青年”。

在当时诸多的文艺小组中，上面认定了两个“成形的组织”，一个是郭沫若之子郭世英主持的“X社”，另一个就是“太阳纵队”。

1964年，有关方面发现“X社”策划到法国去，马上实施抓捕。郭世英被送去劳动了一段时间。1968年，他被隔离审查、毒打，最后坠楼而死。据称死时身体仍绑在椅子上。

“太阳纵队”的命运不比“X诗社”强多少。

张郎郎因言论罪被抓捕，最后被判了3条罪名：“恶毒攻击中央首长”，因为讲了领导人的笑话、传播“小道消息”；“里通外国”，因为和一些法国留学生聊天；“阴谋叛国投敌”，因为曾经想留学法国学西方艺术史。

就这样，他进了死刑号。

后来张郎郎撰文回忆：“可能和我天生好说笑话有关，可能和我曾经组织过一个写诗的沙龙--‘太阳纵队’有关。前者属于‘乱说’，后者属于‘乱动’。前者是企图‘言论自由’，后者是企图‘结社自由’。”在那个年代，这显然是奢望。

和“太阳纵队”沾边的人，都被批斗、关押、审查。和张郎郎接触较多的亲戚、同学、朋友几乎无一幸免。许多人因此改变了一生。

坐了10年牢，“文革”结束，张郎郎获得平反，死里逃生。

在中央美术学院教了两年书之后，1980年，他去了香港，9年后去了美国。

他成了一个流浪者。“我的心最宁静的时候，就是在旅途中，不管是主动旅行，还是被动逃跑。”

期间，张郎郎曾在深圳驻足。写作的欲望蠢蠢欲动，一气儿写了几篇东西。同时，和日本人合编有关中国商业法律的书。每天，他背着手走来走去，口中念念有词，两个打字员就疯狂打字记录。上半天，找3个人的饭碗；下半天，找他自己的梦。

在美国时，他曾和两位朋友商量，每人出两万美金，在纽约上州买一个老农场，在那里当专业作家。没事儿就使劲写，写累了就去干农活儿，“锻炼身体的功夫，就生产出每日的粮食”。

两位朋友兴奋万般，他们的太太和孩子死活不同意：怎么上班，怎么上学？谁陪你们疯啊？

不管怎么说，张郎郎自己是想明白了：“我将来一定要有一块大自然中的、属于我的土地。我将和它血肉相连。重要的是只要有这么一块地，你可以从心底自然地、实实在在、时时惦念着它。”

如今，那么多年波折磨难过后，他还会不时笑出声来。到处有人请他喝酒，健康自在地游历，时不时揶揄荒诞的时光，这是岁月给他的最大的优待。

“反动分子张郎郎逃脱不了”

“太阳纵队”不是政治组织，而是一个诗歌沙龙。后来，郭路生和另一个朋友郭大勋也加入了。那时我们已经是大学生了，他们还是中学生。郭路生很朴实、很谦虚，觉得我们已经算诗人了，很愿意跟我们玩儿，我们就觉得他太小--谁也没想到他以后会变成挺有名的诗人。后来他写了《鱼儿三部曲》，我看了就觉得，哎，这孩子真有点儿灵气。他也特高兴，觉得找到了诗的感觉。

“太阳纵队”还有我的弟弟张寥寥。他跟芒克、北岛他们都是朋友，一块儿写诗，还有鲁双芹。我被抓到监狱后，他们又组了一个沙龙，现在有名的诗人基本都在那里。包括根子、多多，都是和他们同一拨开始写诗。

北岛初期的诗歌，像是格言体，有些愤怒，要讲一些深刻的话语。北岛会写诗，但他是个老实人，特木讷。我们搞活动，一般要有北岛的诗，他是个符号人物嘛，有人会说：“郎郎，北岛的诗你来念吧，他念没劲。”北岛也没辙。我们是好友，但也不客气，说，这么有名一个诗人，一不会浪漫，二不会幽默，好像惨点儿。

1968年春天，有我照片的通缉令出来以后，我就决定离开北京了。有一阵藏在石油学院附中，郭路生经常到我那儿去。一次他和另一个诗人王东白一块儿来。王东白拿来一个本子，让我给他写首诗带走。我正要逃跑，哪有灵感啊，我说，就给你们写个题目吧，就写了“相信未来”。后来有一次聚会，郭路生还说那个本子应该给他，因为最后是他把这个题目写成诗的。现在也不知这个本子藏哪儿去了，也许王东白还留着。但他和郭路生“文革”中都受了一定刺激，我被抓了之后，他们也被抓了，后来精神都有点儿不太健康。

我离开北京前，郭路生和一个朋友非要送，约的是在北海见最后一面，喝杯啤酒算是告别。但我没去。满街都是一人高的大标语“反动分子张郎郎逃脱不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掌”，我再去北海喝啤酒有点儿不太现实。后来郭路生的朋友回忆，他们在北海等了一下午我都没有出现。其实我已经跑了。

通缉我的原因一是“太阳纵队”这个组织，还有一个，是我爱给“联动”（“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组织者是北大附中、清华附中等十几所中学红卫兵的负责人，多为高干子弟、烈士子女。1966年底至1977年初曾6次冲击公安部，要求释放其成员，被判定为反革命组织，遭到打击。）那些小孩讲故事，“江青和毛主席结婚时组织不同意”，那些小道新闻其实大家都听说过。“小联动”到处去散布，江青很愤怒，成立了一个专案组，就查到背后有大学生，说我是“联动的思想后台”。实际上我只是教他们念诗、唱歌，之前他们接触不到那些。现在，都过去50年了，当年我教的歌，有些歌词他们还背得下来。

通缉令出来时上面有我的两寸照片。一夜之间，被北京的“联动”全都划拉下来--就没有照片啦，上头非常愤怒。后来想想，这种古典的情义，现在这个物质社会是不会发生了。《血色浪漫》跟我们那些故事比差远了。只是我们的故事还不能拍成电视剧，因为牵扯到很多意识形态。

我就和女朋友蒋定粤（抗日名将、淞沪抗战中方指挥官蒋光鼐之女，后嫁给万里之子万季飞，生有女儿万宝宝，现定居美国。）跑到了杭州--逃跑都要挑个好地儿，就藏在龙井村，真正产龙井茶叶的地方，以为能躲过这一劫：全国那么多村子，谁会知道我们在那个村子里？

蒋定粤犯了一个技术性错误。她怕父母不放心，写了一封信，说我们现在很安全，在什么什么地方。她母亲觉得我们在外边跑不合适，那时候中国还是很传统的，就回信说，你们俩结婚，免得别人说话不好听。我想，没有家里人来参加也不能随便结婚，5月1号，找一些朋友作为证人订了婚。

我们以为通缉我们的就只是“联动”的敌对派，没想到是公安局。所以信马上被他们拿到，按图索骥，5月14号就把我们抓了，最后婚也没结成。

被抓回来前，全国为这个案子抓了没有1000人也有几百人。我跑了50天，大家以为我逃到国外去了，不管是不是我说的，全都说是我说的，我被抓进去时已经不需要我的供词了。“这条说过没有？”“好像没说过……”打！“说过说过……”当时讲3条攻击中央首长的就可以判死刑，给我弄了100多条，够枪毙几十次了。

他们来审我和“老七”，清楚地说，那么多反革命谣言，你告诉我们谁告诉你的，你就是传谣者；找不出造谣者，那你就是造谣者。造谣的罪行跟传谣可不一样。我们不知道会判死刑，觉得要是咬出别人这辈子良心过不去，反正我们是俩学生，顶多判个10年，不约而同咬定是自己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