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学术圈外变成了一个野狐

李敖:终于我离开了中学，离开了台中到了台北市，我没有在台中一中毕业，高中三年第三年高三我没有念，我受不了学校的那种制式的教育，我退学了，自动退休就是休学，我用同等学历考了台湾大学，我前后在台湾大学五年，第一年念的是法律，整个一年下来，有两个重要的经验，第一个，我二十岁了，这是在台湾大学第一年，我二十岁了。

我二十岁生日过后两天，台中一中的国文科主任，就是我爸爸，死掉了，我赶到台中，那时候由于我爸爸在台中声望正隆，台中一中的师生，两千人为他送丧，台中市市长也赶过来，我在两千人的面前，展开了特立独行，反对旧式的丧礼，我不肯磕头也不肯烧纸，当然也不肯念经，我公开表演了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作风，当然我知道了，被两千人横眉冷对是什么样的感觉，我敢于特立独行，我把我对我爸爸的怀念，用我的方式在表达。

后来我给我爸爸印出来的一部书，就是《中国文学史》，这是我爸爸当年写的一部书，被埋没了，我把它重新印出来，我用我的方式来纪念，我所怀念的人。同时我得到一个教训，就是婚丧喜庆，都是一些无聊的动作，我从此避免参加，任何的婚丧喜庆，我礼到人不到，我本人再也不参加了。

我在念法律的的时候认识了教我经济学的一位老师，他后来做到了国民党的监察院院长，叫做王作荣，离开学校多年以后，我们两个人清早在敦化南路散布又碰到了，后来我们还一起吃饭，后来搞翻了，为什么搞翻了？我认为你做了监察院院长，你应该弹劾李登辉，不能说李登辉把官给你做，你就不弹劾他。

可是我的王老师，他用太多的时间去发表我们应该如何在言论上如何如何，而不是在行动上如何如何，我的比喻是说王老师错了，警察不应该写文章说我们如何捉小偷，应该实际就去捉小偷，你是监察院院长，你不应该再用言论来表达你的立场，你应该付诸行动。

王老师跟我搞翻了，后来他应该知道，我对了，他错了，因为他跟李登辉也搞翻了，可是王老师给我一个印象就是他们是国民党的知识分子，在紧要关头他们做不到我所要求的那个标准。

我到了历史系，我不要来赞美我自己，让我的同班好朋友萧启庆中央研究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美国哈弗大学的博士，来赞美我吧。

萧启庆（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荣誉讲座、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哈弗大学哲学博士）:他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好学生，而是一个多彩多姿的青年，他不一定会去上课，上课也不会抄笔记，也不会背笔记，考试的话也不见得考得好，而且偶然有几门功课都是六十分边缘的，但是他课外阅读之广，是这个无人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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