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地山女儿许燕吉：从国家干部到“铁窗女囚”

【对话许燕吉】

监狱时光最有意义

新京报：你被打成右派当时是个什么情况？

许燕吉：1958年1月，宣布我是“右派”，实际上划分右派一般在1957年，也就是说，先打了一批右派，我是候补右派。

新京报：是有右派指标吗？

许燕吉：是的，我们厂不知道有多少，反正我们单位超标了，比要求的人数还要多。

新京报：被打成右派后，又被判刑，进了监狱，你说监狱里的时光在一生中最有意义？

许燕吉：是的，我觉得我在监狱里发挥的作用还挺大。有段时间没有劳动生产，女犯人个个情绪低落，在那儿哭鼻子，我觉得这种状态对人不利，就把她们组织起来，到院子里来伸伸胳膊伸伸腿，然后再找个顺口溜念一念——这些顺口溜都是讲食物，比如什么“萝卜长，茄子圆，拿快刀切成片，晒干收好留过年”，因为这时候我们饿着肚子，你一提吃，人就高兴。

新京报：这确实有些作用。

许燕吉：还有个事情。以前是“两人一路行”，也就是做什么，都要两个人一起行动，后来发现有两个犯人商量逃跑，又变成了“三人一路行”。三个人可不容易找，因为大家都忙着生产作业，都想多生产，多提高产量，要另外找两个人一起去茅房可就困难了，于是老憋着。后来，我发现有人尿了裤子，在那儿哭鼻子，就跟管理人员说，人家尿了裤子，又没有衣服换，车间外头有空地，应该找个席子做个临时厕所，这样就不用找别人一起去，也不用尿裤子了。后来管理人员还真弄了个席子围一圈，可以在那儿尿尿了。你别看这个事儿很小，可解决了大家一个问题。

我最佩服骨头硬

新京报：你身边有很多人被打成右派，比如书里写到的刘娘。

许燕吉：刘娘是我妈妈的同学，她是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还代表中国出席过世界母亲大会，之后被打成了右派。刘娘境遇很悲惨，把腿摔断了，医院拒绝给她治疗，没人肯给右派分子看病，时间一长，她成了残疾，生活不能自理。

我有个同学，他是个不认错的“右派”，坚信自己没有错。其他“右派”都“摘帽”了，就是不给我这个同学“摘帽”，让他去劳教，去背砖。他很不容易，老丈人去世后，没人帮他忙，他自己把老丈人放在平板车上，拉到野地里埋掉了。他骨头硬，我最佩服这种人，因为我没做到，写了很多检讨，说自己做错了。对我来说，这就是一种妥协吧，人到房檐下不得不低头，这“房檐”就是政策，在政策面前，你硬碰不就碰肿了吗？碰得头破血流了吗？

新京报：如果这个“房檐”是不应该存在的呢？

许燕吉：那时候可没敢这么想。

新京报：“右派”的帽子，耽误了不少人。

许燕吉：是的，耽误了很多有才华的人。我的一个同学，书里写的邱瑞华，他被打成“右派”才叫冤枉呢，他们那儿有一个指标，讨论了半天，最后指标给了他，理由是他曾经在湖南衡阳跟外国人学过英语。

邱瑞华很有才，人家派他下乡调查羊大批死亡的原因，他不仅发现羊死亡是因为得了寄生虫病，还摸清了是什么寄生虫，该如何防治，传染源在哪，摸得一清二楚。后来，他去农校教书，不是教学生怎么防治各种病害，而是不断启发学生，教授他们认识病害的方法，学生们都很喜欢他。

“文革”中，邱瑞华受到冲击，被迫回乡。他觉得人活在世上没有一点人权，就跟他老婆说，经过武汉时，你把两个儿子给我撂到长江里去，完事了你也跳下去，我在这儿也割腕自尽了。他老婆哭了，说你个男子汉，你怎么不去扔啊？我可下不了手。后来，他老婆把孩子带回老家了，他没有自尽，把准备割腕的刀片一直留着。要不是这些运动，他发挥的作用更大。

“1941年，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不会想到父亲很快就要离去，日军占领香港，一家人要被迫内迁，辗转于湖南、贵州等地，苦不堪言。1950年，当我考入北京农业大学时，我也不会想到卷入那场潮流，转眼变成右派，隔离审查，入狱6年，孩子夭折，丈夫与我离婚！1969年，当我被疏散到河北一个极为艰苦的地方时，我更想不到竟会为生活所迫，嫁给陕西一位目不识丁的老农。”

这80年人生失去了很多东西，但始终没有失去的，是对人生的信念和对生活的坚持。

——许燕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