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兆言忆文革行刑：沦为仪式 老百姓不关心

叶兆言像：李媛绘

去叶兆言南京家中采访时，他刚刚写完一部长篇小说的初稿。写作对叶兆言来说是很规律的事情，每天早上起来就开始写作，每过几年写一部长篇，两部长篇之间写数量不少的散文和几个中短篇，《一号命令》就是这个间隔中的作品。发表于2012年底的《一号命令》一直拖到今年上半年才出了单行本，书名一度成了出版的阻碍。这部八万多字的中篇小说起源于叶兆言祖父叶圣陶和伯父叶至善在1969年期间的通信。那一年，著名的“一号命令”发出，像叶圣陶这样的退休高级干部也需要从城市疏散。在那个动荡的年份，接到“一号命令”的叶圣陶和自己的儿子通过书信讨论如何疏散，往哪里疏散，以及对可能到来的战争的展望。在小说里，叶兆言用一个经历过抗战、内战、起义的黄埔生的视角，写了接到“一号命令”后的故事。但“一号命令”只是一个起点，小说的大部分内容是这个黄埔军人一生戎马生涯的回忆，以及对往昔恋人的眷恋。这是一个长篇小说体量的故事，叶兆言却只处理成一部中篇，再惊天动地的历史，叶兆言都处理得极为克制。正因为这种简写，也让读者去猜测，文字背后不为人知的那些故事。

有种评论认为，《一号命令》是部怀旧小说，而您同期出版的散文集《陈年旧事》也与历史回忆有关。您怎么看“怀旧”这个标签？

叶兆言：不久前看到报纸的一篇文章说，我们这代作家“集体怀旧”。看到这个标题，我一开始一愣，当时觉得，怎么真不幸被他言中？我说，这一棍子被他们打到了。可是后来又想，事实也并非如此，比如余华《第七天》太现实，倒像寓言了。但就个人而言，这一段时间一下子出了四本书，好像确实有点怀旧，但这些书都是碰巧在一起出版了，《一号命令》是最新的一本。但《一号命令》最早是在2012年第五期《收获》上发表的，单行本拖到今年5月才出版。写完这部小说已经有两年多了。这个时候发现，市面上的你和现在的你有反差。但我手头上刚刚写完的长篇小说确实是怀旧。苏童《黄雀记》我还没有看，也可能有怀旧，但苏童是怀个人旧。

《一号命令》不是怀个人的旧？

叶兆言：我不是。

但您在公开场合曾说过，《一号命令》还是跟家族的事情有关。

叶兆言：是有关，但这本《一号命令》完全没有把自己写进去，而刚刚写完的一部长篇就把我自己写进去了。新长篇里的“我”是不重要的，但“我”的认识是重要的；“我”不是小说中的人物，但对故事的认识和判断很重要。在《一号命令》里，你能看到“我”的想法，但“我”把自己隐藏了。而新长篇里，“我”就直接进入小说中去了。新长篇的结尾，一直到上海世博会。两部小说之间，还是有些相像，就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事情，然后把以往的历史写进去。

您刚才说，新完成的长篇小说一直写到上海世博会期间，但《一号命令》从抗战写起，止于1970年代初，跟当下现实也没有太大关系。尽管如此，《一号命令》的时间跨度也够大，涉及的历史从抗战、内战、建国一直到“文革”，可是您只写了个中篇，这些素材是足够写一个长篇的。为什么不选择写个长篇？

叶兆言：主要问题还是技术性的，跟一开始的写作决定有关。我是一个很讲究字数的写作者，我只要决定写多少，就写多少。《一号命令》一开始写的时候，我就设定为九万字左右的中篇，字数就决定了我的思维方式和叙事方式。《收获》杂志执行主编程永新也对我说过，为什么不把《一号命令》写成长篇。我就觉得，它一定不是一个长篇，一定是现在这样一个结构，该不展开都不展开。但我刚刚完成的长篇小说，技术上就跟它不一样，但风格是相似的，也是很传统的写法。无论长篇还是中篇，都是像海明威说的，写作时你一定要有很丰富的冰山下面的东西。可如果全部在水底下，没人相信。关键是冰山露多少的问题。水面下有很多东西有个好处，让读者认为你还没有写够，但这至少让读者意识到了还有东西。这要比倒过来好。所有想写的东西都露出水面的话，那就是泡沫了。

所以我目前的这种处理方式，作为读者有所满意，有所不满意。举个例子，我刚刚完成的长篇小说，核心是一个在南京的女人，她始终跟着时代走。汪伪时期，她父亲是银行高管，后来逃到重庆政府，抗战胜利后他家没有问题。国民党去台湾了，他们家也跟着去了，但她没有去。这个女人不同，她追求进步，解放初期入党，“文革”中是造反派，但在“文革”初期就被枪毙。被枪毙本身，也许是历史上这个人的故事，也许是那个人的故事。但是她被枪毙的事情，我没有写，我只写到她被判刑七年，然后她的故事就结束了。一定有读者会不满意这种技术处理，肯定会问，为什么被枪毙，她在监狱里怎么样？

我在后记里说，有一天我父母回家说起谁谁谁被枪毙了。在“文革”中，“五一”、“十一”都会枪毙一批人，刚刚开始的时候，整个城市很隆重；后来变成简单的仪式，仍然在游街，但老百姓已经不关心了，只看到墙上一张画叉的大字报。这些东西都跟你没关系。怎么跟你有关系呢，就是这个被枪毙的人跟你是认识的。我父母回家就说起这个事情，然后就不说了。我们这些小孩中有种说法，说这个女人是神经病，说毛主席跟她怎么样。有人问，为什么不把这些细节写进去，可是，这些东西其实网上都有，非常细节。我不写，你会“谴责”我为什么不写，但我一定留给你更多的东西。我要写的恰恰是，这个女人之前活生生的生活和历史，她的童年、少年、恋爱等。这其实跟《一号命令》相似，后者的核心其实是一个老男人寻找自己的初恋记忆，寻找自己初恋情人的故事。如果有一串珍珠的话，绳子就是这个故事核心。但这个绳子并不最重要，打个结就结束了。对于任何作家，写的时候，没写的东西一定要比写的多，这可以触发你的不满，触发你的想象力。引起你想，比把什么都告诉你要好。比如我新小说里那个女人，写她在监狱里如何发疯，如何说毛主席和她怎么样……你再怎么写，也写不过真实，写不过各种小报上的东西，没有意义。你不写后，留下的巨大空白可能更好。

所以把这部小说（《一号命令》）变成长篇，也是可以的，但会觉得很单薄，因为故事就是一个老男人寻找自己的初恋记忆，寻找失去的东西。

关于空白的技术处理，您在《一号命令》里用的最典型的就是沈介眉在与赵文麟分手后的人生经历，她在1949年后肯定有很丰富的人生经历，但您没有写，直接跳到他俩在“一号命令”后的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