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是怎样炼成的：能背诵十万首唐诗是胡扯

　　关于“大师”的祛魅与新说

　　近年来，关于陈寅恪的轶闻，渐渐已由“传说”演变为了“神话”。从多少有些根据“精通十几门语言”，到完全胡扯的“能背诵十万首唐诗”，与所有新近册封的“国学大师”一样，陈寅恪的声名、生平和学术，无一不被现代传播的种种手段所消费和重新书写。而陈怀宇则以学者的亲身经历和认知，在学术训练和西学背景的向度上，对近二十年来陈寅恪身上的种种神化进行“祛魅”。

　　最为典型的祛魅，就是对“精通十几门语言”这一传闻的考察。众所周知，学习一门语言，有听说读写不同方面，而陈寅恪运用在学术研究中的，多聚焦于“读”这一个层面，通过阅读各种文字的文献来立论举证，而于其余的听、说、写方面，则没有明确证据。虽然陈所学习过的许多文字都是不必学会听、说、写的“死语言”，但就传说中的英、法、日、德、俄、古希腊语和拉丁语而言，除了英语、德语和日语外，陈对别的语言能否做到“精通”，也缺乏明证。而且当时许多西方人从中小学就开始学习古典语言(主要是古希腊语和拉丁语)，到大学入学时也难自称精通，遑论在美只有短短数年学习经历的陈寅恪了。论述至此，陈著并未止步不前，相反进一步借寅恪亲友的论述，点出陈的语言能力止在中国学界的独步地位，也反向衬托出当时国际学者对西域语言更为全面和深入的把握。

　　极富创见的是，作者并未满足于仅仅对一些江湖八卦进行祛魅，而是最后点出陈寅恪早年关于西域和边疆问题的研究中，只是利用多种域外语言进行旁证、比对，其问题的核心，仍然有着面向中国本土、汉文化圈的学术关怀。陈对历史语言学和“死文字”的运用，并非专注于通晓语言本身，更非是将学习外族文字作为奇巧淫技式的学问展示，他更多的还是借用语言为辅助工具，其学问的核心关照，还是海内文明、中土史地。从某种意义上，陈与“殊族之文”的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也预示了陈四十岁之后的治学转型。

　　正是借此，陈著阐发了陈寅恪的佛学和史学研究背后存在的某种民族主义心态。不同于欧洲东方主义语境下，东方学研究的那种“他者”心态，也不同于从佛法、教义等学理内部对宗教进行阐释分析的弘法学者，陈寅恪更为注重在中外关系中的文化本位、中国的民族性、印度佛教对中国的影响，等等。这些学术兴趣转向，一方面反映了陈寅恪后来学术转型背后，对中国历史与文明的关切；另一方面，也很难说没有与观点犀利的日本汉学家，如白鸟库吉等，一争高下的文化焦虑、民族动机。正是这两方面的作用，使得陈寅恪的学术取向，从早年以中亚、西域文献为佐证，来看待中外交流等课题，最终转向在中国内部来研究中国。也正是因此，陈寅恪经过了严格的西方学术训练，却因其民族心态，并未沾染过多东方主义的偏见，相反取西学方法先进之所长，补民族主义的某些偏狭之所短，炼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治学本领。

　　民国时代的“西学东渐”

　　陈著并没有简单满足于梳理陈寅恪的早年生平和学术，而是更为深层地去发掘民国一代学人对欧美学术思想的借用和揄扬。最有趣的就是以赫尔德和白璧德为例，展现了陈寅恪、王国维、吴宓、周作人、朱光潜等人，如何借他山之玉，攻中学之石。

　　其中陈寅恪对赫尔德“了解之同情”的巧妙借用，几乎贯穿在前者一生的主要研究之中。陈对历史芜杂斑驳一面的追寻，对将历史条分缕析、规划分明的学者式总结的质疑，对历史人物心态和当时情景的倾力还原和神游冥思，还有对自身民族地位认同的某种矛盾和焦虑，无一不暗含了先哲的智慧和身影。而对于朱光潜、周作人等其他民国学人来说，赫尔德在美学、民俗学，乃至于学科建设上，对中国都产生了不为人知却不可小觑的影响。

　　不同于明末清初“西学东渐”时，单纯对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的引进、学习，也不同于清末民初之季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和“全盘西化”之风，赫尔德、白璧德等学者哲人对中国的影响，更多是从思想、关怀、方法等更为深刻的层面上，展开了一场精神上的“西学东渐”，其潜移默化的功用，至今仍在慢慢发酵，泽被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