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与陈寅恪的交谊往还

《竺可桢与陈寅恪　　——科学巨擘与史学大师的交往》　　张荣明 著　　漓江出版社　　2013年4月

争议

16卷本的《竺可桢日记》的陆续整理出版，带来出人意表的新风。因竺可桢与陈寅恪为关系甚好的老同学，两人的过从在日记中多有记载，提供了某些鲜为人知的旧事陈迹与思想动向。而学者张荣明的《竺可桢与陈寅恪》一书，正是据此写成，详尽梳理了两位不同领域的大师的友谊与交往，而新观点的提出，难免引起争论与辩驳，却足以看出还原历史的困难，以及持续努力的必要。

竺可桢记载陈寅恪对华罗庚的看法，及是否向蒋介石建言成立科学青年团之事，是学者知人论世与处世态度的重要材料，也是引起极大争论的关节点。缘起是竺可桢于1957年至南方考察，并去中山大学看望陈寅恪时，记下陈之所言：“渠意颇不以华罗庚为然，说其过去曾建议蒋介石成立科学青年团，认其有创造能力，但其言论作风之味不佳云。”汉语指代词的模糊，在这里造成歧义，寥寥数语中出现三个“其”，分别指谁？后两个较好确认，是指华罗庚，但第一个“其”引起了讨论。张荣明分析，是陈寅恪当年晤面时向蒋介石建议成立科学青年团，并推荐华罗庚；而有研究者提出商榷，认为从文气的贯通来说，这三个“其”应都指华，且依陈寅恪不受“政治运动学”影响的性格，不会向蒋提什么建议。张荣明回应以史料的梳理，证明其时华并未受到蒋的接见，难以建言，且不能断定1940年之际的“陈寅恪的性格和遇事态度是消极的”。也就意味着，两种说法都是孤证推测，在没有新的证据之前，尚无法认定确定的答案。历史的难以复原如斯，其模糊性引发众多争论，不过其魅力似乎也在于此。

竺可桢是大科学家，陈寅恪为史学大师，以现在的思维定式，两者的学科完全在不同领域，兴趣点也应该是泾渭分明的。而事实上，两人晤面时，不仅谈到敦煌莫高窟的唐和吐蕃史料，而且还研讨“五星连珠”的天文学问题。时值壬寅年（1962年），“年初是立春（晦日），而岁逢摄提格，是宋以来第一次”，古来相传“日月合璧，五星连珠”，即出现日月食，金木水火土五星练成一线。在中国，天文异象与时局变动向来是被认为紧密相联的，也因此，两位大师难得的晤面会探讨起这样的问题。能够探讨，说明懂得，竺可桢和陈寅恪的博学可见一斑，且消泯了学科的生硬界线。要知道，陈寅恪当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曾列出其指导的学科范围，其中之一即年历学（古代闰朔日月食之类）；而竺可桢的《论以岁差定四仲中星之年代》、《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等天文学史论文曾引起轰动，解决了此领域的难解问题。

竺可桢与陈寅恪的最后两次晤面，在1964、1966年，都围绕陈的几部著作滞迟出版的情况。自1950年《元白诗笺证稿》出版以后， 陈寅恪的新著《金明馆从稿》、《明清史稿》交付出版社，却始终未能印出。让人感叹在那个时代，如陈寅恪这样的大家也面临着出书难的困境，尚要托老友去询问。而其时，风雨欲来，没有人预料得到即将出版的著作将会再度搁置，直到1980年方面世，而两位大师业已先后辞世了。

回顾竺可桢与陈寅恪一生的交谊往还，令人感慨系之。当年复旦的同桌同学，之后走向不同的学术研究领域，且成为成就卓著的大家，可以看到民国时期通识教育的豁达及成绩。而即使一为科学巨擘，一为史学大师，于学问的兴趣上，却并未画地为牢，都有着广泛的研究，跨越古今，疏通文理，成一家之言。两位老友的交往有古风，谈学论世，重诺怀仁，君子之交，浓淡相宜。而今人想追摩如此的风度，大约只有向竺可桢与陈寅恪的著作中寻觅了。遆存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