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探求历史上的“潜规则”

黄仁宇对明史研究有开创之功

时代周报：像吴晗、范文澜的研究，你留意得多吗？

吴思：吴晗写的《朱元璋传》，看明史的人都得看的，我看了。范文澜的那些书，我在上中学的时候，读《中国通史》就是读他的，一本一本地读，好像每个朝代怎么写我都能背下来了，像拉抽屉似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全是那个路子写的。每个朝代这么一理，就下来了，然后再加上一个阶级分析，再加一个生产力、生产关系、地主和农民的斗争。千篇一律，既不好看，又觉得牵强。

时代周报：黄仁宇为了写《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花了七年的时间进行研究。他利用两年半的时间，把《明实录》133册从头读到尾，还做笔记，慢慢地把整个明代的财政税收问题搞清楚。在此基础上，他写《万历十五年》，只花了一年的时间。后来《万历十五年》在中国流行，你初读的时候有没有石破天惊的感觉？

吴思：我是1986年看的。那个时代的人对历史书的期待就是范文澜的那个写法，没有见过好看的历史书。我是偶然听到我们报社的一个编辑说，《万历十五年》挺好看的。我听她推荐得特别认真，就买了一本，一看，果然好看。我就向大学同学推荐，把书借给她了，她就不还了，也借人了。一般人一看就觉得大吃一惊：还能这么写历史！有那种开窍的感觉，对历史的感觉一下子好起来了。

时代周报：不过黄仁宇在美国非常不得意，一生可以说是郁郁不得志。

吴思：他的书如果现在引进来，我估计影响肯定比不上那个时代，他具有开创的功能。不管是他的《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还是《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那几本书现在进来也会被淹没，跳不出来。

血酬定律与官家主义

时代周报：后来你写了《血酬定律》，在西方有没有这种计算方法？

吴思：血酬定律就是算人命，算暴力掠夺的成本和收益，而且付出的成本以人命为单位计算。我从血酬定律的角度解释中国历史的一些制度变迁，伴随着一些利害计算。有一个美国的经济学家叫奥尔森，以中国土匪为例，也是讨论暴力的。而且他在分析暴力的时候谈到一些重要的概念，我觉得这些概念都很好，例如“共容利益”，就是暴力集团，土匪或者军阀与老百姓之间存在一部分共同利益。比如兔子不吃窝边草，不抢附近的民众，附近的民众也给土匪通风报信，那就有“共容利益”。奥尔森有一本书，《权力与繁荣》，讨论暴力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我看了之后，感觉我走得比他远。首先，暴力掠夺的收益应该有个名称，就好像工人打工的收益叫工资，地主出租土地的收入叫地租，资本投资的收益叫利润或者利息。研究这些问题，写地租论、资本论或者是工资论，总得给它起个名字，我就可以叫它“血酬论”。首先得有血酬这个概念，然后，进入这个概念，深入研究各种内部关系，再进一步，研究这个概念与其他概念之间的关系，发现固定的逻辑关系，找到规律，再用这个逻辑去解释各种历史变迁，解释中国的暴力集团与生产集团之间的关系，解释暴力集团内部的关系。

时代周报：在潜规则和血酬定律之外，你还创造了许多新词？

吴思：我也没细数过，有几十个吧。比较大的词是“官家主义”。

官家主义很像一个上市公司的结构。封建主义更像是商会的结构：一堆小老板，推举一个大家服气的老板当会长，但是这个会长只有自己的公司，不能把别人的公司变成自己的公司。就像英国国王一样，有他自己的一个地盘，其他的贵族有贵族的地盘，你要征人家的税，要征得人家的同意，不同意可能引发战争。

古时候，中国不像商会制度，更像上市公司制度，打天下坐江山的那些人当股东，封王封侯，每年按股分红。董事长杯酒释兵权，不让这些股东干涉公司事务，公司的事单请一批人来打理，封建贵族退居二线，这时候就不能叫封建主义了。如果封建贵族在一线，当着小老板，那叫封建主义。到了郡县制，当家作主的，主义的，已经是官家集团，所以叫官家主义。

“官家”在古汉语里有三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指的是皇帝，《水浒》里的赵官家说的就是皇帝。第二层意思是衙门，路是官家的，叫官道，树是官家的，叫官树。公家和官家是同义词。第三层意思是，官家是对官员个人的尊称。古汉语里官家就是指皇帝、衙门、个人。这三者在中国古代都可以“主义”：主，当家作主，立法定规；义，就是那套规则，正义的那些观念由他们来规定。皇帝去主义，立法定规，就是王法。衙门立法定规就是部门法规，地方法规。官员个人立法定规，大体就是潜规则。这么一个结构就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管用的那套规则体系：王法管用；地方法规、部门法规、各项土政策管用；官员个人的潜规则也管用。这三个主体之间还互相争夺地盘。所以我就把秦汉以来的中国古代社会称为官家主义社会。

时代周报：潜规则、血酬定律，适用于中国以外吗？

吴思：我没认真研究过，但有时候看俄罗斯的历史，看赫尔岑写的《往事与随想》，一八几几年的那些事，感觉俄国也是遍地潜规则，甚至比中国的明清还要野蛮，还要赤裸裸。看1789年之前的法国史，法国的贪官污吏怎么敲诈勒索，到处拦路收费，看起来跟中国的明清也差不多。可能这不是民族的差距，而是制度的特征。法国是官僚帝国，俄罗斯也是官僚帝国，中国是一个比它们都要成熟得多的官僚帝国。可能在官僚帝国，或者官家主义的体制之下，潜规则都是常见的，都是官员作为代理人为自己谋利的那套规则体系。要是看美国当代电影，涉及到军队系统、政府系统，也有潜规则。但是，以100分为标准，中国的潜规则能管70分的作用，人家那里的潜规则似乎范围小得多，烈度也低得多，可能只管七八分的作用。这只是粗浅的感觉，我没做过这方面的调查。

取消农业税是中国之大变

时代周报：我前一阵子采访香港学者周保松，他认为中国这30年来，才是所谓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如果从历史长河来讲，你认为这30年的变化，算不算天翻地覆的变化？

吴思：看从哪个角度来说。要是说中国的经济，一下子从一个农业社会变成一个工商业社会，改革开放前工业和农业在GDP中的比重大概持平，现在农业占GDP不过10%，90%的财富是由工商业创造的。过去我们一直说80%、90%的人口是农民，现在的城市化，城市居住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了农民。在这个意义上，那肯定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化”，或者说有史以来没有的大变化。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说，你说中国的语言发生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化”，恐怕就不行了。

时代周报：中国农村社会有没有产生巨大的变化？

吴思：2004年之前，中央政府三令五申，缴的各项税费加起来不能超过农民收入的5%。1998、1999年那一段，我们到农村去调查，一户一户地问，一笔一笔地算账，实际上农民真正缴的各种税费，加起来在20%-25%之间。也就是说，名义上5%的税费，实际上的税费是它的4-5倍。在这个意义上，农民生活的潜规则的强度比正式规则的强度要高4-5倍。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征收各种税费的成本也越来越高，农民反抗越来越激烈。2004年取消了农业税。其实农业税本身没多少，但是一取消，再取消特产税、生猪屠宰税，尤其是特产税，就像个筐似的，什么都能往里装，都能说是特产，这些东西一刀切，不许收了，基层的官员干部就没有借口到农民那里要钱。这种一刀切的政策一出来，潜规则所依附的正式规则就消失了，搭车收费找不到借口了，农民身上的苛捐杂税一扫而空。后来，又增加了很多补贴，农民种地不但不缴税，还给补贴。如果说还有潜规则的话，可能跟掏钱补贴有点关系：这个补贴补到哪去了？是不是干部多拿了？是不是干部给他的亲戚多分了？但这个潜规则的强度也跟以前大不一样了。我觉得2004年之后，农民活得比过去判若两人，像个主人了：你欺负不了我，我不理你那一套，你能怎么着我？所以，2004年取消农业税是一大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