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称全部统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字已不可能

十余次的常态

同一个幸存者，费仲兴说通常他都会起码找3次，有的不下10次

在费仲兴印象中，最艰难的一次调查是在庞家边村一起为时3年的寻访。

1937年12月9日，年仅15岁的刘素珍亲眼见证侵华日军“用指挥刀砍头，像削梨一样杀人”。被杀的是13个黄梅桥来的难民，她不知道那些人的名字。

“她的回忆中有大量细节，但是当时我的访问者中只有她一个人看到了，不像其他事件那样能多人独立叙述，相互印证”，费仲兴说。

这事成了费仲兴的心病。

在庞家边遇难的13人是黄梅桥哪个村的呢？

直到3年后的2007年9月他才从句容无意中听到一个线索，锁定了遇难者们出自下涧西村。

从该村的幸存者口中，费仲兴听到的故事印证了刘素珍的说法。他还得知了其中8人的姓名。

费仲兴介绍，幸存者们清楚屠杀的过程，而不知道遇难者姓名的情况很普遍，往往需要两个独立的信源互相印证、补充。

“知道姓名的遇难者，与不知道姓名的遇难者，初略估计是一比一。也就是说，汤山地区遇难者总数估计在1500-2000人之间。”

就同一个幸存者，只要是有价值的访谈对象，费仲兴说，通常他都会起码找3次，首次是熟悉、访问，第二次为老人拍照，第三次将整理好的材料读给老人听，让他们指出哪些地方不符合当时的情况。

在3年多调查时间里，费仲兴总共访问了350多名当地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有的老人找了不下10来次”，费仲兴说。

这种状态，在南大张生、南师大张连红对田野调查的讲述中有出现，拜访同一个幸存者10余次“是一种常态”。

并非每次采访都顺利。南大的教授张生曾遭遇过幸存者的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反应。

“当时老太太正在择蔬菜，一听我们过来是冲着当年的事做口述来的，手中的菜一下就掉在地下了，情绪也开始不受控制”，张生说。

结合研究南京大屠杀的作家张纯如自杀、见证者魏特琳崩溃等案例，张生后来专门写了一篇论文《南京大屠杀受害者PTSD初步研究》。

即便学者也很难完全对伤痛免疫。

前后接触过200余名幸存者并制作遇难者名单的张连红，主动要求不要谈及调查内容的细节，“到后来，我们和幸存者见面，我只关心他的生活状态，完全不谈大屠杀。”

严谨的史料

“史料研究要求严谨细致”，在研究中，孙宅巍曾发现过史料的错误。为一位遇难者纠正了名字

与幸存者的回忆不同，史料需要的是更精准的研究和搜寻。

遇难者名单有关的史料散落在自南京大屠杀发生以来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甚至在国外文献中也时常能有所发现。

这对史料搜集者的专业能力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

在过去的10年，姜良芹的主要研究工作，是为南京大屠杀遇难者整理名录，设计身份卡片。

这位南京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花费了大量精力查阅南京档案馆、中国第二档案馆等国内多所历史档案馆，并多次前往台北国史馆等地搜集史料，核实遇难者姓名、身份，记载遇难经历。

10年间，她共制作14961张卡片，她说，其中确认身份的为13000多人。作为《南京大屠杀全史》的编者之一，她的研究成果被该书收入其中，并成为制作“哭墙”名单的参考。

“当年国民政府在战后展开的调查，对幸存者、遇难者、见证者都有涉及，人数也并不少。但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为东京大审判、南京大审判取证，并非是大面积普查”，去年12月19日晚，姜良芹说。

她表示，民国时期进行的这次大规模调查产生的史料，后来成为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名单来源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