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称全部统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字已不可能

据《瞭望》杂志2009年报道，南京保卫战有9万多国军阵亡将士，大部分是被日军俘虏杀戮的。有南京市方面找到台湾军史馆，民进党执政时，对此置之不理；到国民党上台时，告知这些档案自1949年用麻袋运到台湾，至今还没解封。

南京学界专家介绍，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的调查，比纳粹大屠杀犹太名单调查更复杂。

中国经历了8年的抗日战争，侵华日军、汪伪政权不会主动做强调自己战争罪行的事；之后，国共陷入内战，没有人做这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长期以来中国现代史“等同于中共革命史”，再加之政治运动，南京大屠杀险些被遗忘；台湾方面，退守宝岛的国民党羞于提及此屈辱一页。

张宪文说，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的兴衰，与历年来的中日关系走向戚戚相关：“我们已经错过了南京大屠杀史的最佳研究时机。”

孙宅巍介绍，直到1983年，因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将“南京大屠杀”改为“占领南京”，这才引发了当时执行中日友好政策避谈“南京大屠杀”的中国政府强烈反弹，致相关研究全面升温。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曾对媒体说，由于年代久远、战乱等多重原因，南京大屠杀遇难名单的搜集整理工作较为困难。

他介绍，目前搜集到的1万多个遇难者名单，主要来自战后初期南京市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的调查，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各时期的幸存者口述证言、各种史料及遇难者家属所提供。

自行车驮回的名单

在汤山地区834人的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有一多半是费仲兴用自行车驮回来的

幸存者的回忆是可以触摸的历史。也成为遇难者名单一个重要的增量。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张生介绍，1980年代，南京市政府曾因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事件后，发动全市力量，找到大量当年的幸存者、遇难者家属进行口述回忆。

张生说，“那次调查很细致”，南京市区内能搜索到的幸存者绝大部分都找到了，现在估计只有零星的幸存者没登记到。

“田野调查是另外一条路”，张生说，通过在大南京地区寻访南京大屠杀期间的幸存者，来获得更多的遇难者名单。

国内学界，关于南京大屠杀发生时间、地点，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论强调，南京大屠杀应从日军开始攻打南京算起，对包含南京城及市郊的非战斗人员的屠杀，在集中屠杀后还有零星屠杀，时间持续接近半年。

费仲兴寻用田野调查的方式为遇难者名单增添了834人。

退休前，费仲兴是南京炮兵学院的数学老师。该校坐落于南京汤山，是南京东大门。2001年，他从汤山地区的老人口中了解了南京大屠杀的日军暴行。此前，他一直以为大屠杀发生在城内及长江南岸。

他说，“南京陷落后，他们在城东扫荡时进行的疯狂屠杀，其延续时间又比城内长得多。这些暴行显然是南京大屠杀的一部分”。

2004年，费仲兴正式退休，有了充足时间。从南师大申请了专项基金资助后，费仲兴开始蹬着他那辆400块钱买来的“二八”永久牌自行车，开始了他为期3年，对汤山地区3个镇，90多个自然村的漫漫走访。

“只要天气好、路好就出门，也不分季节”，费仲兴说。

汤山地区834人的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有一多半是费仲兴用自行车驮回来的；另一半，是电动车，“我老了，骑不动了，2006年改骑电动车”，费仲兴说。

和他差不多时间开始田野调查的还有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南京农业大学、河海大学的大学生志愿者。中国青年报记者戴袁支、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史料陈列馆吴先斌等民间人士也参与其中。

费仲兴说：“田野调查是个体力活儿，需要很好的身体。我当年也是只能做到半天访谈，半天整理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