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称全部统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字已不可能

2010年12月12日，“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墙”延长工程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墓地广场正式开工。文宝摄

2012年12月6日，南京大屠杀75周年纪念前夕，《南京大屠杀全史》在北京首发。该书大量引用日方和第三方史料，是中国迄今对南京大屠杀历史最完整的原创性研究著作。作为重要课题的大屠杀遇难者名单调查领域，新增的一千多个名字有赖于多年来各方对大屠杀幸存者记忆的追寻。自1980年代起，南京即发动全民参与此项活动，被发现的幸存者们通过回忆，为部分遇难者建立了名单。到21世纪初，学界与民间人士还在市郊自发进行小规模田野调查。每一个遇难者的名字后面都是一场追问。不管是对史料穷尽努力的整理，还是对幸存者记忆的挖掘，研究者们想要做的是面对历史的精确。□新京报记者吴伟南京报道

每一次长度的延伸，都是遇难者重回历史的证明。

1995年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初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墙，又名“哭墙”。最初长43米，刻有遇难者姓名3000个。2007年，增加至8244个。2011年，延伸至69米，姓名10311个。

2012年，还有一千多人的姓名在做上墙前的核实。

遇难者名字的搜集是对遥远记忆的一次次打捞。

在这场打捞中，教数学的教授费仲兴，用几年的时间令834个人的遇难者姓名重见天日。学者努力地用苛刻的史料查找来核实遇难者的名字。有人依靠幸存者的回忆来刻画遇难者的故事。

有了这份名单，30万不再是个抽象的数字，它由具体而微的人来组成。

难以完成的任务

南京的学者介绍，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的调查，比纳粹大屠杀犹太名单调查更复杂

遇难者的名字背后是一个个曾经存在的鲜活的人。

几十年后，想把每个遇难者都复原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张生表示，对遇难者名单的调查“不能被日本右翼牵着鼻子走”。对统计遇难者相当重要的当时南京地区基础户籍信息，“当时中国的户籍制度严重不健全，遇难者全部制作名单是不可能的”。

据了解，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死难者和平纪念馆，报的直接遇难者人数是14万人，但实际也只征集到1.6万的遇难者名单。

30万，这个数字刻在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墙上。

南京大学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南京大屠杀全史》主编张宪文说，这来自于战后南京审判、东京审判的判决书，判决书中“30万人”的来源，是“法庭调查与当事人当庭作证证词，以及战后各方调查的综合”。

对遇难者名单的调查，更多的是寻找一个一个的故事。30万是一个大的数字。在这个数字里，能找到的故事和名字“才更具体和生动的构成了历史”，南师大张连红说。

学者王卫星曾经表示，统计确切的名单不可能做到。鉴于当时处于战争年代，人口统计体系不完善，人口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有的人逃难离开南京城，有的人逃难进入南京城”。不光是遇难者名单，有时候微观层面的具体人数的确切，也很难做到。

“比如幕府山大屠杀，中方统计的遇难人数大概在五万人，日方统计的人数约为两万多人。”王卫星说，“由于史料的不完善或者缺失，这些可能是永远的谜。”

学者孙宅巍研究埋尸，经过多年努力从原有的4家慈善机构埋尸18.5万具，扩展到了8家共埋尸19.4万具。

他曾经感叹过，“搜集数目都如此困难，何况具体名字”。

很多历史资料无处可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