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心称胡兰成对自己影响大：用“士”期许女学生

2012年09月07日 13:51
来源：大众日报 作者：卞文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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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出与别人的不同

“到现在我都觉得，我们过的还是那种很学生式的生活。”朱天心说。

她也看到台湾同样从事写作的朋友，走的是“社会时间”：该养育子女的时候养育子女，该帮子女读好的学校就读好的学校，一步一步走下去，买车、买房……接踵而至，步步紧逼。与此同时，自由也会一步一步地随之剥落，丧失殆尽。

朱天心解释，努力地把生活过的像学生的意思，就是这些你都损失得起。“有一天我要三年甚至十年，只写一篇东西，中间都不会有一毛钱的收入，我也敢过。”

至于写作的动力，她的答案更加简明：“动力就是：我要跟其他人不一样。如果喜怒哀乐都一样的时候，我没有写作的动力，好像一潭死水。我要跟这个时代的人有不同的看法。”

就在李登辉在“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间划出分野，整个台湾为之振臂喝彩时，朱天心对这种人为隔阂说不。“到底要不要说出真相？说出来讨人厌，或者是给人很大的困惑。我自己的选择终归是，要把它说出来，不仅说出来，还要大声呐喊出来。”朱天心说，自己不怕在人潮中逆行，即使在别人眼中像个“疯婆子”。因为她所能想象最可怕的情形是，当每个人都该说未说时，已经失去了说话的声音和权利。

接下来，她想要做的事情是，让自己的意见更有品质、有说服力；再经过一段时间，这些意见能成为被人欣赏的艺术。这正是支撑她一直写下去的最大的动力。

家里有个“怪怪小孩”

台湾作家阿城在为台湾联合文学版《朱天心全集》作序时曾说：“朱西宁先生生前创作甚丰，他有三个女儿，大女朱天文，二女朱天心，都是台湾最好的文学家……朱家一门两代三人都是好作家，这在世界上是少见的，如果没人能举出另外的例子，我要说这在世界上是仅见的，而且朱家的女婿，也就是二女朱天心的先生谢材俊，亦是好作家，好评论家，好编辑，再有，天文她们的母亲，是日本文学的汉文翻译家。我有时在朱家坐着，看着他们老少男女，真是目瞪口呆。如果以为朱家有一股子傲气(他们实在有傲气的本钱)，就错了，朴素，幽默，随意，正直，是这一家子的迷人所在。”

在这次采访中，记者得知，朱天心和谢材俊的女儿谢海盟，正在为侯孝贤和朱天文的新电影做编剧。在自由写作的道路上，她已写出百万余字的文章。在母亲的口中，谢海盟是个“怪怪小孩”：报纸只看体育版，耳机里听的是于魁智的京剧，或者披头士的歌。写了百余万字却不肯给任何人看，妈妈无意间瞟到一眼，竟然因此遭到女儿两个月的冷战反抗。

以下是这位母亲的述说：

我女儿大学毕业后，也是不工作，就爱写。她写的其实比我们多太多了。

我父亲和我女儿都属虎，她12岁那年，我父亲度过了最后的12年。那段时间，我父亲都在写以山东为背景的《华太平家传》，这是一本写清末山东老家的小说，以五岁小男孩华太平记忆构建了清末农村史。那时候我女儿陪在他旁边鬼画。爸爸就爱写作，所以在盟盟的印象里，生活主调就是写作。

那本小说我爸爸一开始写了50万字，结果自己不满意，说弃稿就弃稿。

后来写到33万字，他觉得OK,稿纸大概就放书架上。有一天拿出来想要继续写，发现稿子竟然被白蚂蚁蛀空到只剩一个表面，全部吃光光。我们的反应是，天呐！无法想象，你写了33万字，而且是满意的，可以继续写的，就这样化为乌有。可是我父亲是有宗教信仰的，我父亲就说：这大概是上帝不满意吧。我虽然觉得很好，可能上帝觉得不好，所以毁掉吧。

他后来再写，最后写了55万字。父亲14年前过世，原稿已捐给文学馆，那稿子承载了很美好的一个家庭记忆。在稿子的第一页，我女儿才两三岁，我父亲让她标页码。每次爸爸写，我女儿迫不及待问，公公你写了多少，她又帮不上别的忙，就要抢着标页码。从第一页的1,写得像个棍子一样。到最后页码上的1066,已经写得好漂亮。

这就是她一个成长的过程。这可能让她觉得，人写东西，就是该这样写。也许动不动50万字就放弃，动不动33万字就被虫咬掉。所以她写100万字的东西，都不急着给任何人看，甚至写的过程里都不急着谈出版发表。我觉得大概就是这个作用。

谢海盟显然是同龄人中的另类。朱天心谈到台湾青春作家群体时，她不无忧虑，流露出一种疑惑：“我很难去评判他们，因为我们是完全两套养成系统。他们的养成系统是线上游戏，是漫画，是好莱坞电影，跟你的养成系统完全不同。比较大的问题是，他们已经不衔接文学传统了。不衔接文学传统好像花摘下来，插这边，没有根了，就没有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