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心称胡兰成对自己影响大：用“士”期许女学生

2012年09月07日 13:51
来源：大众日报 作者：卞文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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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作时只想一件事

“我们已入中年，三月桃花李花开过了，我们是初夏的荷花。”

《初夏荷花时的爱情》开篇，那个中年男子对他想要追求的中年女子说出这个比喻，让年届不惑的女人瞬间释怀。这是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对张爱玲讲的话，朱天心搬了过来用作书名。

翻开书页，内容却不像书名那么美好。人到中年，婚姻生活中的疑惑、寂寞、丑陋，汇聚在时间褶皱里的隐秘痛楚，作者统统撕开来给读者看。平淡日子里的感情体验，竟被她写得惊心动魄。

“有一种不可忽视的、凶猛的真实。”张大春如是说，他似乎也被这部作品惊到。距上一本书时隔十年，这部长篇小说是朱天心最新出版的作品。在此之前，她早已把目光从青春文学转向社会公共议题。

“当时我正在写一个大题材，题目是‘我在场的台湾’。我今年54岁了，这个题目就等于写台湾的半个世纪。”朱天心为这个题目准备了十几年，但她认定那个尝试是失败的，推倒重来，并没有放弃。“在这个过程中，大概感觉是太累了，我忽然觉得：妈的，好多女作家一辈子写爱情，写得好开心。我一下子很委屈，好像做粗活做多了，手都做粗了。我怎么都没有能够好好写一个爱情？”

冷不丁听她爆了一句粗口，倒叫人看出这位女作家情不自抑的一面。基于这种不甘心和委屈，朱天心给自己放个暑假，动手写一篇爱情为主的文章。

她给自己出了一个难题：不去写一对貌美如花的年轻人相恋，而是把主角设定为一对六十岁的男女。这是一场试验，朱天心看这对男女主人公的目光，像看待玻璃箱里的两只小白鼠。在这个用小说探索的过程中，她摒弃了小说家常用的技巧。故事中抽空常见的类型化冲突，过滤掉小三之类的多角人物关系，也不让这对男女面对经济困境、子女成长等任何麻烦，他们甚至并没动过离婚的念头。即便如此，到头来，仍旧是眼睁睁看着曾经炽热的爱情变成一堆死灰。

“为什么这样的人，没有任何困难，他们的爱情生活最终还是那么的荒凉？”她在书中找到了答案。今天的男人和女人处理感情的方式，跟几千几万年前的始祖没有区别，就像他们走在荒野大地一样的原始和苍凉。触碰到答案时，整个小说也戛然而止。

朱天心写作的产量不高，但是在大陆的粉丝已然不少。在上海书展的论坛上，有人提问：如何让创作承载更多现实的意义？朱天心回答：“我自己在写的时候，只能想一件事情——怎么样把自己想写的东西尽量不被磨损地拿出来。”专注于自己想表达的，这就是她的创作态度。

撰稿之家在咖啡馆办公

《初夏荷花时的爱情》中有一本丈夫年轻时写的日记，原型正是唐诺的一本日记。唐诺是朱天心的丈夫，一次搬家时，她在杂物里找到的一个牛皮纸袋，里面掉出一本日记。这成了触发这部小说的最初灵感。

唐诺本名谢材俊，是一名自由撰稿作家，他们的女儿谢海盟今年26岁，毕业后同样在自己写东西。

这个位于台北的自由撰稿之家，通常会这样开始一天：唐诺早上按时起床，不管台风天、大雨天，他雷打不动地叫计程车去咖啡馆写作，朱天心也搭便车同往。在同一间咖啡馆的不同桌子上，夫妇两人从早上直写到下午一两点，女儿也时常参与其中。

为什么一定要去咖啡馆写作？答案并不浪漫。真实的原因是，在台北住的老房子里，这一家三口和刘慕沙、朱天文以及猫猫狗狗挤在一起生活，面积狭小竟没有一张书桌，最多只能伏在餐桌上写。全家人齐齐写作时，必须要借咖啡馆的桌子一用。

与唐诺的严格自律相比，朱天心形容自己的个性是“散漫透顶”。“女生总喜欢摸摸弄弄，有时候写作遇到瓶颈，我就打开一本小说在那边看。这时候唐诺上厕所路过我们的桌子，女儿就会赶快跟我说：哎大教练来了，大教练来了！我就赶快把书收起来把笔拿上，假装要写的样子，完全是国中学生怕老师的模样。”

虽然写过入木三分的小说，但朱天心却说：“我是婚姻爱情的发育迟缓儿。有些事情先发生了，后来才慢慢理解是怎么回事。”

她并不避讳谈及两人的感情生活，反倒是主动打开话匣子。时间倒回至两个人初识，从高中一年级起，唐诺开始对朱天心的“早恋”。“但那时我是大逃特逃。因为我觉得世界大得很，我内心又觉得自己是个男孩子。唐诺的追求，让我自以为是男生的权利受到威胁。所以最初的几年，我几乎是对他百般折磨，就是想让他知难而退。”今天提起青春期的往事，朱天心有幽默而不加掩饰的坦率。

“我们的婚姻也是很不同的。”一开始和父母亲在一起，唐诺管朱天心的父母叫老师，家庭中似乎一直都是女权至上。父亲朱西宁是军中文职，性格细致，小姐妹带回家的绣花手工课，都由父亲在灯下完成。而母亲刘慕沙性情洒脱，喜欢去钓鱼、打网球。“到了我和唐诺情形更是诡异。我只有方便面里放个水波蛋做得好吃，平时都是唐诺做饭给一屋子的女生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