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美幼童悲喜剧的文化解读：如何着装是难题

2012年06月25日 09:57
来源：天津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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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幼童在上海经过几个月的简单培训后，于1872年8月乘船驶往美国。此后3年，又每年选派30名，120名幼童总算来到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留学，分别寄宿在美国友人的家里。

幼童留美，看似平常，却具深远的文化意义。在文化变革中，知识源流和知识结构的变迁具有釜底抽薪的决定性效应。幼童在美国系统地接受西方教育，在中国人固有的知识资源中注入了新学，西方文化在潜移默化地置换中国固有文化。从此，中国文化就溢出了传统，走上了中西文化融合的新路。随着知识的变化，与知识联系的人才的培养、选拔和各种制度、思想行为、生存模式等几乎一切都会受影响，发生新变化。

更为显著的是，幼童留美为中国高级人才的培养开辟了一条新路，出国留学成为许多有为青年梦寐以求的黄金坦途，留学教育方兴未艾。1877年即有严复等77名青年往欧洲留学；1896年向日本派了13名留学生，随后就出现了几万人留学日本的盛况；留学美国也一浪高过一浪。整个20世纪，中国留学生遍布欧美、日本等许多国家，留学生成为中国新知识群体的中坚和不可或缺的人才库，影响着中国社会文化的走向。由此不难断定，留美幼童是新文化的拓荒者，揭开了中国文化迈向现代的新的一页。

功亏一篑，“中体西用”文化模式的矛盾折射 　

众所周知，清政府办洋务的基本方针是“中体西用”。幼童留美既然是洋务运动的产物，清政府也必然会不折不扣地落实“中体西用”。具体而言，幼童必须把美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学到手，这就是“西用”；但绝不容许幼童接受美式的价值观和行为举止，要从思想到行动忠于清廷，维护封建专制，这就是“中体”。换言之，技术是“西式”的，思想和行为是“中式”的。清政府把极其矛盾的“中体”和“西用”糅合在一起，用资本主义的“用”去维护封建主义的“体”，这就使“中体西用”始终处于矛盾之中，无法自拔。一方面，引进西方先进的生产力，对落后的中国是非常进步的，具有划时代的开拓作用；另一方面，把先进的生产力纳入封建主义的制度体系和管理系统，必将制约新式生产力的发展，阻碍或延缓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幼童留美就是这样，一方面到新大陆接受美式教育，为中国文化注入了新元素，渐渐生长出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新质；另一方面，却强迫幼童固守清朝的文化传统，忠君亲上，回归原路，老老实实做清政府的奴仆。“中体西用”这种自相矛盾的双重文化效应，幼童一到美国就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

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着装。幼童初到美国，一身中式打扮，瓜皮帽、小马褂、绸缎裙子、黑布鞋，脑袋后拖着一根油光发亮的小辫子，美国人见后十分好奇，总会自觉不自觉地多看他们几眼。一些淘气的小孩子经常跟在他们后面高喊：“中国女孩子！”幼童一听极其愤怒，但也毫无办法。尤其是在学校上体育课，他们的装束就更不方便。打篮球、踢足球时，脑后那条讨厌的辫子，实在碍事。因此，幼童纷纷要求换上美式休闲装，也有的提出要剪掉辫子。但却遭负责幼童事务的清廷官员严词训斥，坚决不让。理由是这种服饰代表的是清朝，剪辫子则是反清的象征。但是，时间一长，幼童就不理那一套，多数都换上了美式装，见清朝官员时再改装。个别的则偷偷剪掉了辫子，然后买条假辫子，应付官场。而一旦被留学生监督识破，常被杖责，甚至有更严厉的处罚，直至开除。这类问题几乎和幼童留美过程相始终，让清廷官员和留美幼童都很头痛。

第二个问题是学中文。幼童的中国话不会忘记，但因为没有受过严格的中文教育，一些基本的东西都不懂，将来回国工作还真是问题。选派时只考虑到年龄小，英语易学，而忽略了中文教育。为弥补这一缺陷，只好在留学事务所开办中文班，一般每两周学习一次。但幼童们多对中文不大感兴趣，教授颇难。个别的则逃课或编“理由”不来上课，被发现后即被杖责。长此以往，许多幼童视学中文为畏途。现存的33篇幼童所写的作文，大多是一些浅显的习作，如《有朋自远方来解》、《见贤思齐焉解》、《五谷熟而人民育解》等。如何中学、西学兼通，成了留美幼童教育的一大难题。

第三个问题是入教。基督教是美国文化的根基，教堂遍布全国。加之幼童为了学语言，都分住在美国友人的家里，每逢礼拜天，幼童很自然地就和家长一起进入教堂，唱圣歌、听演讲、祷告祈福，非常开心，想家的愁苦和各种烦恼一扫而光。所以，幼童都喜欢去教堂，也有的接受了洗礼。这就犯了大忌。出国前，清朝官员曾三令五申不许幼童进教堂，绝对不能信教。到美国后，幼童却我行我素，皈依基督，令留学生监督非常恼火，先是将去教堂的幼童找来训斥，后又将入教者开除。于是那些信仰基督的幼童总是战战兢兢，转入地下活动。在宗教信仰问题上，中美文化冲突尤为突出。

第四个问题是道德礼仪。以基督文化支撑的美国，道德伦理的核心是爱，爱的内涵是相互平等，所以在人伦关系和等级尊卑等方面要较清廷自由随意。中国传统文化中不能说没有爱，但爱被融化于严格的礼仪和等级之中，在三纲五常的规范中显示所谓的“爱”。幼童到美国后，由于年龄小，不熟悉清廷的礼仪规范，在新大陆那种自由的空间中，很快被美国的道德文化所同化，淡化了等级尊卑，见官员厌恶作揖、叩头。那些监督对此却十分在意。特意规定幼童定时到留学事务所请安，向长官作揖、叩头，否则杖责；并令幼童每周要朝西向着清朝的方向拜谒皇上，颂扬皇帝的“圣恩”；还在幼童学中文的课堂上摆上孔子牌位，上课前拜叩，体认“圣人”的伟大。幼童对这些繁琐的礼仪极为反感，常常因为做得不好被责罚。前三位留学生监督陈兰彬、区諤良、容增祥还比较随和，在任时间也不长，被责打的幼童还不太多。第四位吴子登，则脾气暴躁，官味儿十足，幼童稍不留意，就遭打骂，甚至开除。久而久之，幼童与吴子登形成严重的对立，甚至不少幼童干脆不到留学事务所向吴监督请安。吴也视幼童为眼中钉、肉中刺，连幼童喜欢体育活动，也遭吴子登破口大骂，严禁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