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美幼童悲喜剧的文化解读：如何着装是难题

2012年06月25日 09:57
来源：天津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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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四个问题，除第二个问题是决策失误外，其他三个问题的出现，说到底是中美社会文化的不同以及价值取向、教育理念的差异所致。在“中体西用”政策的指导下，清廷对幼童的开放度仅限于科技文化，也就是“用”的层面；一旦触及到价值观、信仰、人伦这些“体”的问题，就要收网了。吴子登的看不惯，除脾气秉性古怪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自觉不自觉地感受到了幼童们在不断冲击清朝封建专制的本体。所以吴子登与国内的守旧派联合，群起上奏，诋毁幼童。指责幼童们无论学到多么好的科学技术，也难以效忠清廷，与其培养些“假洋鬼子”，不如及早将他们撤回。再加上清廷想让一些幼童到西点军校学军事遭美方拒绝，于是就在1881年将幼童全部撤回。容闳原先设想的百年内每年向美国派一大批留学生的宏伟计划成为泡影。

幼童撤回时，大部分都在中学或技校学习，不少人已进入高中，有三名已经迈进大学，成才在即。一旦中途撤回，不仅浪费了巨额钱财，而且中断了幼童的学业，遗憾终身。美国的许多校长包括耶鲁大学校长朴德都写信给清政府，希望收回成命；总统格兰德也亲自致信李鸿章，希望不要中途撤回；清廷的一些开明官员也上奏反对撤回。但清政府一意孤行，蛮横地责令幼童回国。幼童归国后，像罪犯一样被关在上海的一所学校，几天后随便分配工作了之。但幼童们毕竟掌握了一些先进文化，竞争力强盛。凭借他们自身的努力，在20世纪初年大都崭露头角，不少人成为企业家、银行家、政治家、外交家、教育家，事业有成。其中最著名的有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内阁总理唐绍仪、外交总长梁敦彦、清华大学校长唐国安、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等。

中美文化交流融会的奠基者 　

一般情况下，异质文化的交流较之同质文化的沟通更具创新意义。因为异质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在一定程度上将消除固有文化的惰性，焕发新的生机，犹如一潭死水重新找到了活水源头。中美两个大国，政治、经济、历史、习俗、价值观如此不同，交流的必要性和发展的互补性尤其重要。但是，在幼童赴美留学之前，中美互不了解，基本处于瞎子摸象、雾中看花的隔膜阶段。中国人何时知道有个美国以及美国人何时晓得有个中国，已难有确切的答案。有关资料显示，1844年中美签订《望厦条约》时，道光皇帝还不清楚美国在世界上的确切位置，误认为美国和俄罗斯接壤。绝大多数中国人连美国的基本概念都没有，甚至没有统一的称谓，有“竿里干”、“米利干”、“米利坚”、“花旗”、“亚墨里驾花旗”等多种说法。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寰志略》曾描述了美国的方位，评介了美国的一些社会文化，但较为缺少切中要害的实质论述，而且取材于二手资料，道听途说、以讹传讹的不在少数。真正实地考察新大陆并进行文化交流者，更难窥见。

不过，殖民意识很强的美国人了解中国的意愿远远超过了中国人对美国的探求。在18世纪初，极个别的商人、游客、海盗就曾来华探险。他们返美后，讲述在华的所见所闻，引发了许多美国人极大的好奇心。特别是那些商人巨子，急切想来中国发横财。于是1784年2月22日，“中国女皇号”轮船自纽约启航赴华，次年5月12日返回纽约。此次航行，大出美国人所料，竟获纯利近4万美元，利润高达25℅。美国新闻界争相报道，不少美国议员还建议重视和拓展对华贸易。于是，美国国会在1789年至1791年为保护对华贸易曾专门立法。与此同时，一些传教士纷纷来华，传教、办医院、考察风土人情，还写了几本介绍中国的书。但其内容仍属一知半解，主观臆测的成分很多，讲述《红楼梦》时居然把贾宝玉说成是一位“美女”。而且，大多数美国人对中国存有偏见，视中国人为“长尾巴的天朝人”、“雨伞民族”、“未开化的猪眼人”，愚昧而不可救药。个别商人还重金从中国乡村购买小脚妇女，贩运到美国巡回展览，获取巨额利润。可见，无论中国还是美国，都对对方缺乏深刻准确的了解，遑论文化交流和相互借鉴！

幼童的出国，结束了中美之间的隔阂，为中美文化沟通开辟了一片新天地。他们脚踏实地在美国生活，多者9年，少者6年，具体感悟了一个比较真实的美国。而且，他们的出国，本身就带来了最真实的中国文化，通过他们的行为举止，让美国人实实在在地对中国人有了真切的认识，改变了他们对华人的许多错误看法。从一些记述中可以发现，几乎所有的美国人对幼童都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亲自教授幼童的巴脱拉(Louise Bartlett)小姐说：“他们富有青春活力，非常聪明能干，一般来说，只要我教会他们一种游戏，他们就会赢我，他们学英语非常快，除了初次见面时我们交谈有困难外，以后一点困难都没有了，等到他们进入学校，同学们都很喜欢他们，他们读书进步很快，老师也为他们的成绩而骄傲。”美国的报纸评论说：“这些男孩都有君子之风，他们不但谦虚而且有礼貌，我们都很喜欢他们，崇敬他们，我们都以他们做我们的榜样。这是他们国家的荣誉。他们对于美国人的友谊衷心感谢，对于美国的家庭生活，他们很快地适应，他们还送给他们的监护人可爱的礼物，而且时时存有感恩图报之心。”曾与幼童同学的菲尔伯斯(Lyon phelps)教授在1939年回忆说：“在哈特福德的乡下学校以及中学里，我最好的朋友大部分都是中国孩子，每次回忆起往事，自己似乎也觉得奇怪，当我进西中时，我发觉学校里有很多的中国学生，可能一半是由于东方逗人可爱的性格，以及他们适应人的天才，我很自然地经常请他们做我的游伴。”由此不难看出，幼童们所展示的中国文化赢得了美国人的高度赞誉。

文化交流的核心是人，人是文化的载体，无论是文化传播还是文化移植，都必须以人为本。欧洲文化之所以在近代风靡全球，和他们积极向海外殖民关系很大。这是因为，任何文化最终都会积淀为一种价值观主导下的生存样态即日常行为习惯。每个留美幼童，不管其意识到与否，本身就是中华文化的形象结晶体。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幼童们在凝结中华文化的同时，还汲取了美国文化，成为兼具中西文化特质的一代新人。这就把文化交流中一般物的交流升华到了人的更高层次，为后来更深入的交流奠定了坚实的根基。

在留美幼童启航之前，中美之间除容闳外基本没有熟悉中美文化的人才，仅停留在偶尔的经济往来和图书交换上。例如，1867年春，美国国会向中国提供了50份官方文件，作为政府资料交换。1868年，美国向清廷赠送了豆类、蔬菜以及各种谷物的种子，并要求清政府交换。此后，美国政府又希望中国提供税收、户籍、人口等方面的资料。1869年清政府即回赠美国花种50种、五谷和蔬菜种子16种，中国书籍10种934卷，包括儒家经典、医药科技和文化典籍3类。

幼童留美这样的文化交流，则非这些星星点点的物的交换所能比。因为，一旦出现了文化交流的人才，就可以使中美文化交流持之以恒，并深入扩展。此外，有了幼童留美的破冰，后来的留学美国接连不断，形成了一批学贯中西的知识精英，还产生了胡适、林语堂、梁实秋、竺可桢、梁思成、林徽因、冰心、冯友兰等蜚声海内外的文化大师。留美生这个由中美文化培植出来的新型知识群体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对接中美文化的天然媒体。留美幼童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重大而久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