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诒和10年文革牢狱书《刘氏女》：哭着写情欲与暴力

2012年02月23日 10:29
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张润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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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女作家章诒和。

本报记者张润芝发自北京

章诒和坚持把自己的特长只概括为“讲老故事”：“因为我只能讲故事，讲那种陈腐不堪的故事。说到时髦的话题，我好像很不合适。”章诒和的确讲了很多老故事。作为章伯钧次女，她在《往事并不如烟》里讲“反右”往事，轰动一时；作为戏曲研究学者，她在《伶人往事》里讲戏曲人的老故事，令人唏嘘；作为历经十年牢狱之灾的坚强女性，2011年，章诒和提笔写下自己经历过的女囚故事，并以《刘氏女》一举拿下《亚洲周刊》“年度十大华语小说”第二名。章诒和说，写牢狱中的故事非常痛苦，“每一篇都是哭着写”，但她仍然将这种写作视为某种意义所在。

十年牢狱，十个故事

1963年，21岁的章诒和在日记里写了一句“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得罪江青，被下放到四川川剧团艺术室工作。1970年，她被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四川省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为“现行反革命罪犯”，并判有期徒刑20年，从此开始了将近十年的牢狱生涯。在人生的黄金十年里，她和女囚们朝夕相处，没有书、没有父母庇护，只有劳作再劳作，直至1979年被无罪释放。

无辜受难的牢狱生活对于身心之摧残，不是外人所能想象或是三言两语可说清的，但是形形色色的女囚故事已经深深烙在了章诒和的心里。1979年出狱后，章诒和便动笔写了一个关于女囚的故事《殉葬》。32年后，她曾这样回忆《殉葬》：“写时，就没打算发表；写后，一直放在抽屉里；写的理由则很简单—牢狱生活对我精神伤害太大、太深。监狱里蹲了十年，出狱后噩梦十载。”

此后《殉葬》一直被深锁抽屉，未能出版。2011年，章诒和真正第一次尝试用小说的写作手法，出版了讲述女囚故事的《刘氏女》。女囚的故事，即便不加修饰也是好故事。当年吴祖光听章诒和讲完《刘氏女》的原型后，激动地说，把你讲的写出来，落到纸上，就是中篇。

虽然名为“小说”，但《刘氏女》依旧太容易看出章诒和亲身经历的影子，书中，“章诒和”被化成“张雨荷”，背景是“文革”时期的偏远监狱。故事里，女主人公刘月影嫁给了一名羊癫疯病人，难以忍受遂萌杀夫之念，最终被儿子无意揭发。杀戮的暴力和女性的情感混合在一起，让《刘氏女》呈现出奇特的味道。章诒和亦将自己的女囚小说命名为“情罪系列”。“文革”已经足够扭曲人性，女犯人的故事则更将情感、罪孽、压抑和爆发展现到了极致。

《刘氏女》带给人们的震撼犹在，章诒和的《杨氏女》紧接着出版。在这个故事里，杨芬芳因为美丽有了改变命运的本钱，但她在所有事情上都举棋不定，任何人都能轻易走进她的生活，犹豫之间，她的情人杀了丈夫。入狱后的杨芬芳性格未改，悲剧继续上演。

和《刘氏女》不同的是， 章诒和在杨芬芳身上更多地描写了“性”在女性犯罪里的影响。刘氏女的女性特征大多数体现在“母性”上，杨芬芳则更多体现在对爱和性的渴求上。章诒和剖析杨芬芳的故事时说：“女人除了吃饱穿暖和传宗接代以外，她们需要情爱，需要性快乐。”“杨氏女们是真正的性犯罪。”章诒和同时也回忆，即便是在“文革”的特殊年代，女囚里因婚姻犯罪、性犯罪入狱的也几乎排第一位。

《刘氏女》出版后，虽受好评，也存在批评文字和笔法的声音。大约是因章伯钧以及其他名流的影响，章诒和的文笔有些民国遗风，流畅简洁，用来写散文、回忆录绰绰有余，几乎不用修饰和过多考量，但是这样的写作习惯用于处理小说上，有些时候却难免失之简单。《刘氏女》情节惊心动魄，文字也漂亮，但有读者却认为章诒和处理得还不够充分，想象和虚构的成分太少，让《刘氏女》失去了成为中国版《罪与罚》的机会。另外通篇的自述口吻也给人构思简单之感。

新出版的《杨氏女》中，章诒和明显开始调整写作方式。《杨氏女》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是杨芬芳入狱前的生活，全部用第三人称展开；后半部分时，“张雨荷”才出场，开始讲述杨芬芳入狱之后的故事。从形式上来说，《杨氏女》的“自述”味道越来越淡，“小说”的味道越来越浓。

章诒和说，接下来她还要写作《邹氏女》，讲述监狱中的女同性恋故事。她说，已经开列了十个女囚的名单，打算以她们为原型，一共讲述十个女囚的故事。

“要说话，就说真的”

章诒和不喜欢露面，不过自从开了微博，就经常在网络上发言，颇有点“网络红人”的态势。章诒和的积极发声，让众多年轻人对这个自称“只会讲老故事”的女人产生了极大兴趣。

她关注地沟油的报道：“我看了之后，很难过，很沉痛。我难过不是说这地沟油怎么样—你知道我什么感想吗？天啊，同胞骗同胞，同胞害同胞，同胞坑同胞，老百姓自己做，这边老百姓做完给那头的，这个社会现实太恐怖了！这是什么现实？”她关注当下局势：“我觉得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常常不看故乡。我们结束了政治运动，有了改革开放，都以为好了，个性能解放了，民主自由、文明，历史进步了，我们都可以（把自己）释放出来。但是我们现在的日子，从知识分子到普通百姓，日子基本上让位给了物质生活的欲望。人成为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工具，人变成了一种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