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数从民国起至今的除夕花街：文革十年仍办六次

2012年02月07日 08:51
来源：羊城晚报 作者：朱绍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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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年前，叶春生第一次花市上“卖懒”

“花市是广州的一张名片。”叶春生第一次行花街，是57年前的事了。

16岁那年，叶春生随家人来到广州。他在广州度过的第一个春节，便是陪家人走在年三十的花市上“卖懒”。

“卖懒，卖到年卅晚，人懒我唔懒！”这是老广州耳熟能详的俗语。意思是到了年三十，小孩子们不能赖床，要穿着新装到大街上“以懒换勤”，把懒洋洋的习气都卖掉，买得勤来好读书。

就是这一次，让之前从未逛过花市的他，深深地被花市里的繁华所吸引。自此，他几乎年年都逛花市。多年后，叶春生成为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中山大学中文系的教授。

据叶春生教授介绍，古时候，珠江南岸有专事花卉买卖的花农，最早可以追溯到一千多年前的南汉时期。广州最古老的花市摆在现在海珠区的庄头村，当时庄头就是以种素馨花著名的，被称为“花田”。

卖花的地点有七个，都是老城的城门。河南的花农采集了鲜花，运到五仙门码头卖，所以当时那里又被称为“花渡头”。

在叶春生的记忆中，旧时的广州花市大多卖素馨和茉莉两种花，且以素馨最为普遍。素馨花是广州花卉史上最早出现较大面积种植的品种，素馨花在清代成为广州产量最大的鲜花。

“这两种花香味浓烈，在百花中尤为夺人。”他对羊城晚报记者说，花市众芳里，广州人最注重的是年桔和桃花，“年桔就相当于西方人的圣诞树”。

即使日军飞机扔炸弹，照样行花街

当时的民营报刊《国华报》则指出，花市看似繁荣的背后却“可见民穷财尽之一斑”，而花农生意亏损的最大原因乃是各行生意冷淡、整体经济环境不景气造成的。

广州《民国日报》自该年一月下旬起，在经济新闻版面连续刊登系列“年度盘点”：《一年来广州各商业概况》。

在这十数篇涉及衣食住行、金融典当各方面的报道中，“亏损”、“不景”等字眼在结论中比比皆是，惟军衣制服这些与军政相关的小类别经营景况还算良好。

有趣的是，这一年新春的报刊上充斥着呼吁废除农历新年、革新春节风俗的文章。论据上达天文下至地理，从地球公转讲到利市逗来，却丝毫没有质疑上百年的花市。

时至抗战，广州仍旧举办“除夕花市”。有时人回忆，那时天天有日本飞机在天上飞，随时有扔炸弹的可能，但市民还是照常逛他们的花市、买他们的花。

有一次，突然响起了警报，但是人们没有惊慌地四处逃跑，仍优哉游哉地继续挑花。由此可见广州人的淡定。

1938年秋，广州沦陷，桨栏路没有被战火波及，这年花市照开。在沦陷七年间，日本人对花市风俗没有干涉，花市并无一年间断。

1960年，江青戴口罩西湖路行花街

1950年，新政府在桨栏路恢复了内战后的第一个“除夕花市”，当时仅有几十档。1951年，恢复永汉路（现北京路）年宵花市。1956年，桨栏路花市迁到太平路（今人民南路），同时，永汉路花市正式迁至教育路。

1958年，第一次新增花市，设在“河南”同福西路。到了60年代初，分区设花市越来越多，分别在教育南、惠福东、西湖路设置中心花市，还有东川路、滨江路、多宝路等。

“许多外省人对于广州的认识，就是从秦牧先生的《花城》中来的。”叶春生对羊城晚报记者说。

《花城》写于60年代，正是众多外省人，特别是高级干部了解广州花市的时候。朱德、董必武、谢觉哉、贺龙、陈毅、郭沫若曾先后游览广州花市，江青也不例外。

据时任广东省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欧初回忆，江青曾在1960年临近春节的一个晚上突然提出要去参观花市。为此，他们特意安排西湖路花市附近的一家银行二楼，供其更衣、休息。

待江青乘车到银行，换上不显眼的服装，并戴上口罩，再陪同步行到花市。除随身卫士外，现场更布置便衣警卫。然而，江青到花市现场后，看了很短时间便离开了。

1966年堪称花市历史上的“奇葩”。时值“文革”的第一个春节，突出政治成为传统民俗的首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