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畅销书作家李渔智斗盗版：官场粉丝帮摆平(图)

2011年07月30日 11:12
来源：中国文化传媒网 作者：周为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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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著名作家李渔 资料图

我真正主动买书应该是从盗版书开始的。那时正在上高中的我，口袋和脑袋一样空空，经常跑到县城的新华书店站着翻书。每次看到爱不释手之时就想据为己有，但摸摸自己羞涩的阮囊也就作罢。

有天路过校门前的小巷，发现居然有小贩摆地摊卖书，像王小波、王朔、余秋雨、钱钟书这样当红作家应有尽有，关键五块钱就能买到一厚本。这下我是如获至宝，一咬牙就扛了几大本而归。

那时我读余秋雨就像吃红烧肉般解馋，只花了十块钱就买到他《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简直大喜过望。当我看到余秋雨在《可怜的正本》中，用了长长的篇幅讨伐盗版视时，我笑了。他说“我终于被盗版者们逼得走投无路……”，我一边学他骂着盗版商的暴利，一边却在感谢盗版商“让利于民”。

后来我高中毕业时，同桌送给我的纪念品是几本书--当然也是盗版书，上面写着“书虽盗，情不移”几个大字。的确，书虽是盗版书，知识却不打折扣，无碍乎排版粗糙些、错别字多些，无意中还锻炼出我一双做编辑的眼睛。由此我经常怀疑文言文中那么多的通假字，可能大多是因盗版书商而造成的。

应该说我对盗版有着天然的感情，是盗版书给了我这样穷书生最初的文化启蒙。估计中国所有读过书的人，都像我一样不同程度地接触和受惠过盗版。然而，屁股决定脑袋，自从我入行出版以后，见多了做出版人和作者的不易，对盗版的态度也在日渐变化。

盗版向来可谓是个充满神秘而暴利的行业，只要畅销的书都会无一例外遭遇它。据说以前做盗版入行不久便买房买车，而那些自上世纪就潜伏在这行的“前辈”们，通过盗金庸、古龙、琼瑶书的个个腰缠万贯。

这盗版书倒不是今人的独创，其实古既有之。以前书籍是以抄本形式出现的，作者唯恐其作品少见而不能流传，当然是欢迎广泛传抄的。等活字印刷术后，书籍私自翻印变得轻而易举，印刷和传播都不再成问题。当然，中国人既有发明活字印刷的才智，亦有由此来实现盗版规模生产的能力。

自宋代开始，盗版书就日渐其多。那时虽没知识产权这个概念，但朝廷对私自“翻版”已开始实行禁令，宋人罗璧在《罗氏识遗》中说道：“宋兴，治平以前，犹禁擅镌，必须申请国子监……”但这没有难倒逐利的盗版黑手。无奈之下，有些书坊就在书末印上一段版权声明，比如“敢有翻刻，必究”之类，类似现在的“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盗版并没有由此禁绝，因为就像马克思说的，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家就会大胆起来。书商们的盗版手法五花八门，最常见的是擅改书名或作者，内容大动的则不多。比如元代刘应李编的《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大全》是本实用性较强的畅销书，类似于记载各种应酬的文字的“应用文大全”。于是不少书坊都争相盗版，大多采取乱改书名、卷数的办法。在书籍还是昂贵的文化消费品时，盗版书商似乎更懂得节约成本，正如今天盗版书往往比正版便宜一样。

几乎没有哪一个畅销书作者能够逃脱被盗的命运，所以作家和盗版书之间的较量，实际上一直都没有停止。清代著名畅销书作家李渔也不例外。

才子李渔看到出版的丰厚利润，于康熙元年在南京开了一家书铺操觚书业。先以翼圣堂名之，后以芥子园著称。作为有文化的商人，李渔对市场行情看得很透：“今人喜读闲书，购新剧者十人而九；名人诗集问者寥寥。”故此，他所出的书中基本为闲书，其中最著名的要数他研究生活乐趣的《闲情偶寄》。

李渔的书迎合了不少男女市民的喜好，成为国人生活艺术的袖珍指南，所以一上市就洛阳纸贵。这样的书当然也是盗版觊觎的对象，所以李渔发现他的作品甫一新刻，不少书店既有了盗版，这可是白白流失一大笔银子。经过多方打听，原来是来自苏州的不法商贩干的，于是他亲自前往苏州“打假”。

李渔对人情世故摸得很透，知道仅靠个人是很难扳倒不法书贩。所以他不事声张地去书铺收集好证据，然后写信给苏松道的孙道台说明缘由，借助官府的力量打击盗版。

孰料一波方平一波又起，家人来报杭州也有人翻刻此书。李渔万般无奈之下只得写信让女婿沈因伯，要他赶往杭州全权处理。信中附上几封给杭州有关官员的函件，请他们出面对盗版商予以毁版惩治。幸运的是李渔在官场的粉丝还比较多，总有人帮他出头摆平此事，保护他的版权。

作为书商的李渔这生意做的的确不容易，一手拿笔一手拿枪，时刻准备着对付盗版。他的芥子园是著名畅销书生产基地，也是盗版商争先克隆的对象，他得时刻提防着盗版者。所以，他在所出之书后，都印上“不许他人翻梓”告诫。

事实上对付盗版也没那么难。童话大王郑渊洁说，杜绝盗版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作品写差，卖不动，盗版自然会绝迹。不过，当郑渊洁自己作品遇到盗版时他也没这么大度，不仅砸了人饭碗还把人送去坐牢。

做为一名出版人，我还真希望哪一天我做的书会出现在盗版书摊上。为什么？这证明我做的书畅销了。（周为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