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先生写过一本书取名《洗澡》，其背景是1951年冬季清华大学的教师思想改造，我有幸也经历了那个年代的这个过程。恰逢今年是清华百年校庆，不禁想起了当年听教授“洗澡”的一些往事。
1951年秋我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因为新宿舍未建好，这一届新生推迟到10月才报到。那时不设校长，只设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叶企荪，副主任委员周培源。才上课不久，就开始了教师思想改造运动，校党委副书记艾知生在动员报告中，要求教师勇于暴露思想，要像“洗澡”那样脱光衣服，彻底洗去旧思想污浊，还形象地鼓励说：“就当在澡堂里，彼此都脱光，也就没什么不好意思了。”
于是，教授们人人都要挖思想，做检讨，划清界限。多数人是在系或院的小会上做检讨，对于小会上“洗澡”没过关的重点人物，则要在全校大会上再做检讨。小会限教师范围，每班级只有一两名学生旁听；至于大会则全校师生任人均可参加。我因为是当时经济系一年级的“总干事”（即后来的班长），因此有机会作为学生代表，旁听了法学院院长兼经济系主任陈岱孙的检讨会。陈教授向来一副英国绅士派头，做起检讨也像平时上课一样，慢条斯里，文质彬彬。他在检讨中有很大篇幅批判自己以前“迷信”凯恩斯经济理论，中了资产阶级思想的毒。他讲得详细，“批判”深刻，使我从中了解了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前世今生，比枯燥的上课还更有收获。鉴于陈岱孙态度诚恳，重点突出，那天一次检讨就过关了。我也因尝到这次甜头，随后只要出海报说有教授检讨大会，我都一一去听。这并非我政治上多么积极，而是因为教授们的检讨，不论是学术上还是为人处世上，所讲的内容都是我从未听说过的新鲜事。好几位的检讨，观点新颖，逻辑严谨，文字优美，简直就是一篇好文章。连续几周，我把听教授“洗澡”当作去上课一样，又听又记，煞是认真。有趣的是，往往讲的人在台上检讨自己，痛骂过去，而我这个听的人，觉得那些真不简单，反而对他更佩服更仰慕了。
听了多次教授们的大会检讨，我不由地也萌发了一些感慨。一种是佩服，例如费孝通。他的口才极好，又善于煽情，在检讨中他逐条罗列自己“罪状”，主动上纲上线，把自己痛骂一顿，而且声泪俱下，得到广泛“同情”，很快就通过了。对这种有学问、能应变、会检讨的一些教授，我是由衷地佩服。还有一种是惋惜，例如潘光旦。那天他拄着拐杖，一条腿站立着做检讨，我真有点于心不忍，就写了一张小条传上去，建议主持会议的人让潘光旦坐下讲。但他谢绝了，仍然站了个把钟头坚持讲完。潘光旦好像不如费孝通会应变，他没有全盘否定自己，只检讨了他认识到的错误，比如承认有过唯心论和单纯教育救国思想，认为知识分子也爱国，自己是爱国的。在当时那种宁左勿右的氛围下，你不痛骂自己，反而申辩，这怎能过关！于是发言的人，不是说他避重就轻，就是批他还怀念过去，不肯跟旧思想决裂。清华当年是以工会名义来组织这场思想改造运动，那天主持会议的正是当时清华工会主席陈岱孙。他根据众人发言的意见，宣布潘光旦这次检讨态度不够端正，检查不够深刻，要求继续深挖，下次再做检讨。
潘光旦检讨没通过，只算是“洗澡”中被泼了一点温水，而雷海宗教授的几次检讨都没通过，就无异“洗澡”中被泼了热水了。因为雷海宗参加过国民党，又在国民党政府中做过事，这就超出教书育人这个范围而涉及政冶了。对他的检讨，好多人关注的重点不在学术和教育领域，而是追问他的政治背景和政治企图，而这些恰是许多旧知识分子很难或无从说清楚的。尽管雷海宗在大会上痛哭流涕，但还是没有通过。像这样在“洗澡”中受到不同程度伤害的，自然不止雷海宗一个人。身为当年“洗澡”运动的一名听众，我对当年潘光旦和雷海宗的处境，除了费解，就只有惋惜了。
紧接着教师思想改造，又在全校兴起了忠诚老实运动，要求全校师生员工人人交代历史和社会关系，向组织表示忠诚，实际上把“洗澡”这个运动从教师扩展到了学生，现在回想，这些自然都是当年极左思潮的产物。清华大学的百年历程中，有过辉煌，也难免有曲折，六十年前的“洗澡”一举，也算是她前进步伐中留下的一个小足迹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