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种政治格局，当然是虚君立宪之本义，否则袁世凯所组建的也不配称为“完全责任内阁”了。遗憾的是，从结果上分析，袁世凯集权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实行真正的宪政。
袁世凯集权的第二步是逼摄政王辞位。隆裕太后也只能允之，下诏准摄政王退位，并再次强调“用人行政，均责成内阁总理大臣”。经过政治上的集权，外靠嫡系的北洋武装，这个时候，袁世凯取清廷而代之的条件可以说已完全成熟。难道中国历史上夺权篡位的一幕又要上演了吗？
中国人对这样的一幕当然太熟悉了，而且谁都知道，只要以武力作后盾，几乎没有不成功的。然而这种做法也有一个缺点，尽管历史多由胜利者书写，但到底不是多么光彩的事情，道德上的骂名有留存到身后的危险。
历史上有人为了让犹豫不决者狠下心来，大胆篡弑君上，劝其“勿慕虚名而遭实祸”，现在大权在握的袁世凯当然不想遭实祸，但也并不想拒绝虚名而背上恶名。
袁世凯到底是袁世凯，他要做权臣，要夺人之国，也会大不一样。
怕不怕法国大革命？
辛亥革命大幕揭开之后，一时形成革命党在南、清王朝在北的对峙格局。而能够打破这种格局的唯一力量，就是袁世凯。袁世凯倒向哪方，哪方就会取得胜利。
对峙双方于此当然心知肚明。清廷一方，固然授袁世凯以重权乃至全权，只求保住皇位；革命党一方，当日既把推翻清室、将国体由君主制变为共和制视为终极诉求，对袁世凯也极尽游说、笼络之能事。而袁世凯，当然乐得左右逢源，既以南制北，又以北制南，最后坐收渔翁之利。于是，表现在战场上，袁世凯的北洋武装和革命党打打停停，使自己手中始终保持对南北双方都带有挟制性的筹码，而私底下，却是信使不断，经过几轮交易，终于达成一致，即袁世凯只要不维系清王朝政权，则革命党拥护袁世凯做共和国第一任总统。
南北双方对袁来说，既是需要震慑的对象，又都可以拿来利用。两者比较，袁对南方革命党施展手段相对容易，只要军事上维持高压态势就行了，而北方到底是一个绵延了两百余年的政权，存有一定的根基。更重要的是，袁世凯无意施暴，不想留下用武力欺负孤儿寡妇的千载恶名。
不动武力，袁世凯也实现了自己的目标。他对清廷的手段无非两个字，哄与吓。
首先是以前线军官催饷的电报为凭，胁迫亲贵王公捐款接济军用。清廷下诏，谆谆教导王公大臣们，“当凛多藏厚亡之戒，效毁家纾难之忠”，然而应者寥寥。当过首席军机的奕报效不过十万两，余者二三万两。在袁世凯这种恐吓手段之下，重私蓄而轻国难的王公大臣们难免都要打自己的小九九了：这样打下去，朝廷在不在尚是一未知数，而我们的私财恐怕早就打了水漂！于是自然不会站在坚决镇压革命的一方了。
其次是以所谓优待清室条件作诱饵，最后则是危言耸听，对隆裕太后出之以恫吓。这一哄一吓的手腕，均在其要求清帝退位的密奏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密奏中，他先以国务总理大臣的身份，大叹了一番苦经，“无饷可筹，兵不敷遣，度支艰难，计无所出，筹款之法，罗掘俱穷，大局岌岌，危逼已极，……臣等受命于危急之秋，诚不料国事败坏一至于此也”，又抬出南方，“民军之意，万众之心，坚持共和，别无可议”，接着安抚皇室，“民军亦不欲以改民主，减皇室之尊荣”。
最妙的是最后一段，“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劫遗也。民军所争者政体，而非君位，所欲者共和，而非宗社。我皇太后皇上何忍九庙之震惊，何忍乘舆之出狩？必能俯鉴大势，以顺民心。”
法国大革命，法王路易十六和王后是上了断头台的，此处分明是恐吓隆裕太后：若不及早退位，清皇室将蹈法王之覆辙。有意思的是，主旨是恐吓别人，但从字面上看，却合情合理，而又哀惋动人，仿佛时时处处都在替别人着想。
（1909年，清朝隆裕太后（光绪皇帝的妻子）与宦官在紫禁城御花园。）
救亡策失灵
清王朝立国两百余年，其制度之成熟和完善已达传统社会的顶点，在对内治理上，也常自夸其所谓迥异于前朝的深恩厚泽。这样一个庞然大物，为什么到了最后却被一个袁世凯玩弄于股掌之中？眼看袁世凯的绳索越收越紧，它就全然没有补救和反抗的办法吗？
清廷当然是不甘心覆亡的，它也采用了一些救亡策，只是时移势变，均归无效。
武昌起义后六日，江苏巡抚程德全即请状元实业家张謇草疏，与山东巡抚孙宝琦等联衔入奏，请现任亲贵内阁解职，处分酿乱祸首，提前宣布宪法。明眼人一看即知，这是挽救人心的办法。可是清廷却把这一道奏疏“淹”了，即既不公开也不批复，算是冷处理。不料，驻军滦州（今河北滦县）的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因受革命党游说，联合其他军人列举速开国会、改定宪法、特赦党人、组织责任内阁，皇族不得充任国务大臣等十二款，给清廷发了个电报。滦州就在京城的边上，这份武人的电报等于就是兵谏。而这时又传出离北京不远的太原宣告独立、巡抚被杀的消息，京城里盛传张军即至，人心惶惶。在武人的威胁下，清廷下诏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