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3月20日,邱永峥在班加西南郊空袭后的现场
在很多人眼中,战地记者这个职业是神圣的。《环球时报》记者邱永峥,报道过缅甸果敢冲突,四次追随巴基斯坦军队深入部族区目击打击塔利班行动,前往也门与拉登的大保镖对话,三次前往阿富汗见证反恐战争,采访过塔利班高级战地指挥官,并且嵌入美军作战部队,近距离目睹美军与塔利班武装的殊死战斗。不久前,他的新书《跟着美军上战场》出版,而利比亚战争,他也第一时间前往,进行了近一个月的报道。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战地采访的艰辛、战场的残酷以及距离仅“4米”、“10分钟”的死亡,邱永峥娓娓道来。
战场:凌晨反政府武装总部人山人海
北京晨报:您在《跟着美军上战场》一书中曾谈及在阿富汗嵌入美军采访的曲折,这次去利比亚情况如何?
邱永峥:这次在利比亚是3月11日到4月4日,将近一个月。在阿富汗采访还算是有正常的渠道,只要把申请递交五角大楼、驻阿美军、北约,都递交到了,它有一个审核程序。阿富汗的采访联系终究“有迹可循”,但这次去利比亚东部,那边没有正常秩序。去西部地区你可以向政府申请签证,递交采访申请。后来我与同事争取让埃及同意我们出境,再进入利比亚东部。战地采访从你下飞机一刻起,一切问题都要自己解决。
北京晨报:比如搭车就很困难吧?
邱永峥:利比亚东部没有政府,也没有正常的生活秩序,出埃及进入利比亚,战争时期几乎没有人来到边境,也很少有车。一种是有人把逃难的人用破中巴送到边境,也有那种大媒体的包车,可以横穿利比亚和埃及边境的一种奔驰车。但我们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我们出了埃及,走三四公里,就来到利比亚的海关,有反政府武装守在那里,完成登记手续,媒体证件给他看了,就自己走。又走了2公里,到第二关,类似反政府武装的情报部门的地方,我们说去班加西,对方说没车,只能碰运气。后来他们帮我们拦下一辆非常破的中巴,我们颠簸了十几个小时,花了400美元,终于到了班加西。
北京晨报:那边的情况如何?
邱永峥:到达时已经是12号凌晨,到了反政府武装总部,一个行政法庭的大楼。虽是凌晨,但这里人山人海,有示威的,有看热闹的。于是我在楼里乱找一气,最后找到隔壁审讯中心改成的新闻中心,进行了所谓的注册。有一个自称新闻官的人用手写了名字、单位、记者编号,给我编成850号,他说这就是采访证了。这一刻起,就全靠自己了。12号当天,我熟悉了一下当地情况,打听政府武装和反政府武装的前线在哪儿,别人告诉我是卜雷加,离班加西200多公里。我们就坐车前往,各种皮卡、轿车乱哄哄的,唯一鉴别反政府武装和老百姓的是看车上有没有枪。
危险:4米外车被打飞
北京晨报:这次有没有遇到危险?
邱永峥:遇险是很正常的。这次快到卡扎菲老家时,反政府武装的一个前线总指挥官就警告我们,不要随便下车。我虽然觉得看不到人,有点害怕,但觉得可能没那么严重,还是下车给他拍了两张照,还想再拍时,他就叫我赶紧走,说很危险。于是我们就走到了下一个点,采访反政府武装,他们在那说没问题,但指挥官叫我们赶快往回撤。我们走了大概十分钟,就看见很多车,一看就是刚才采访过的反政府武装人员,车开得非常快,我们的司机也很害怕,后撤了100多公里才敢停下来,问他们出了什么事。他们说,在你们离开10分钟后,那个指挥官当场被打死了。其他我们采访过的反政府武装人员,也被打死了7人,打伤20多人。如果我们晚几分钟走,就一块被干掉了。还有一次我们在打卫星电话时,一枚火箭弹突然袭来。4米之外的反政府武装的两辆皮卡车瞬间被打飞了,十几个人就死在我们眼前。
北京晨报:当遇到危险时,有什么想法?
邱永峥:危险时想法不会有,来不及反应。战地采访每天面临的压力很大,心理压力加上来自工作的压力,每天想的都是怎么解决问题,来不及思考、害怕。但回来以后想这些,包括我现在讲述这些,都会有些害怕。
死亡:两套公寓被炮弹完全穿过
北京晨报:每一天是不是都会产生生命无常的感觉?
邱永峥:那不是对自己,而是看到平民死亡。这次在利比亚看到是比较多的。每一天,能确定看到的死亡,是每天都有葬礼,简陋的棺木,简单的仪式,然后拉去埋葬。在采访路上,看到很多人在撒哈拉沙漠里挖坑,那也是在举行葬礼。这样的情景每天都能遇到。而最直面的是公路边被打翻的轿车里,看到的尸体残骸。那是很残忍的事情。做新闻的,当时肯定会去拍那些,但拍完过后,你肯定不敢去看那些照片。
北京晨报:当地人的状态是怎样的?
邱永峥:在艾季达比耶,班加西的门户,平民死亡很多,战争中遭殃最大的、最惨的就是老百姓。很多人无路可走,只能静坐在家里,但炮弹从天而降。在这里我和他们很多人聊过,15万人口的小镇,3月26日统计,死亡的就有100多人。我们跟着当地收尸的志愿者来到墓地,当时的墓碑就有86个,有的有名字,有的没有,因为有些遗体根本无法分辨是谁。志愿者说,当天他们还要再埋十多个人。他每天就在街区搜索,有战火破坏的痕迹,他就去敲门。其中有一个小区,有两套公寓被炮弹从一端穿透另一端。这两家人不会有人活下来,整个家被炮弹穿透,哪里都躲不掉。还有很多人,在医院的墙上辨认遗体照片。医院还有少数志愿者留下来,主要是收尸、埋尸体,对死亡的人做一些简单处理和登记,有些拍得很残忍的照片,也被张贴出来,供一些来寻找亲人的人查找。我印象很深的是,一个女人来找儿子,说儿子十八九岁,什么也不懂,但确实是拿起枪了,在艾季达比耶有人看到他之后就再也不见了。她一边哭一边在墙上找,但找不到,有些尸体烧焦了什么都辨认不出。
生活:所住的酒店成为交火中心
北京晨报:在那边采访基本的生活问题怎么解决?
邱永峥:在班加西,采访的记者先后有1000多人,大部分记者都住在3家饭店。停电、停水经常发生,饭店甚至会成为战场。我们住的饭店离反政府武装总部走路也就10分钟,政府军特别是特种部队经常摸进来就想把它端掉,双方会把饭店当成交火的中心,半夜突然枪声大作。有一次我和编辑部连线,两边就开始激烈交火,北京这边都能听得很清楚。交火持续好几个小时,我们在卫生间呆了大半个晚上。3月19、20、21日,饭店没有任何吃的了,我们身边只剩几个巧克力,19号当天我们让司机带着我们满城乱转,最后在很偏僻的地方找到一个小卖部,买了200个罐头,把它的罐头全包了,吃到见了罐头就想吐的地步。
思考:去前线为了离真相更近
北京晨报:前线对于战地记者意味什么?
邱永峥:其实当时也可以去西部,但在开罗时就在琢磨,看了一些西方媒体记者的博客、报道,他们觉得很不自由,几百名采访记者包吃包住,但这就麻烦了,你没有任何机会到前线。唯一就是新闻发布会,要不就是到菜市场采访老百姓。大家都提出上前线,但政府从没答应过。既然是采访战争,如果连交火的情景都看不到,何谈采访什么真相?不能只在旅馆里,听新闻发布会。当时我判断就是要争取更大的采访空间,就决定去东部反政府武装这里,知道更危险,但起码保证了一点,就是你可以离得很近,做新闻越接近离真相就越近。其实很简单,去前线报道,就是国际大事发生时,不需要外国人告诉中国人到底发生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