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成一代名伶
尽管舆论哗然，媒体也公然对官方表示不满，但在官威如故、社会观念也未得到根本改变的国度，当事人的命运曲线还是在旧式的轨迹中滑行。
1874年5月，《申报》刊出杨月楼在松江复审情形曰：闻杨月楼自上海解到松江太府提审，杨磕头哀求太守伸冤。太守见而怜之，委娄县知县复审，娄县知县责其二百下，逼其不得翻供，以诱拐良家女子论罪。按例载：诱拐良家女子为妻，照例拟予军遣之罪。最后官方定谳，杨月楼即以诱拐结案，被判远徙，所幸不久光绪登位，清廷实行大赦，才得释放。1875年7月26日，《申报》也及时刊布了这则消息，说杨月楼被判处军遣罪，适恭遇恩赦，现奉臬宪（各省负责司法之按察司）核明，虽罪有应得，但可得援免之例。乃汇案转详抚宪（各省总揽行政的长官即巡抚），核准奏，专候部复到日，即可释放而予自新路矣。
与杨月楼终被释放，按照官方口气还能“改过自新”相比，阿宝的命运更为凄惨，《申报》报道：阿宝发交普育堂择配，有一孙姓老人，年已七旬有余，至普育堂申言，无妻室，有资产，欲娶阿宝已久。这就是传统社会里所谓的“官媒择配”。在官方主持下，一个花样年华的少女嫁给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族党”和官方的虚荣心大概都得到了满足，因为在他们看来，这远比嫁给一个戏子要令其有面子多了，而且还不会对既定的社会秩序产生威胁性。至于阿宝的想法和愿景，又有什么值得关心的呢？
杨月楼被开释后，自然还是操旧业以维生计。因其原有的号召力，加上闹出的广为人知的婚姻风波，对观众可能更具吸引力。戏院老板也许正是看中了这一点，让其在丹桂戏园接连演戏三日，结果盛况空前，虽早早就已满座，但观众仍蜂拥而至。孰料这种热闹也刺激了官府，知县怒其招摇过甚，饬差役拿办。杨月楼事先闻风逃逸，经此挫折，其后来在上海终未复业。据1879年4月30日《申报》消息，杨月楼应北京著名京剧演员程长庚之邀，转而去北京献艺，终成一代名伶。
惟恐世人有取乐之事
在一场官与民、公权与私域的对抗中，官方看似取得了全面的胜利，实则未必。民众公然通过媒体表达自己的意见，并把对官府的批评和不满宣泄出来，仅此一点，于传统社会里岂是可以想象的事情？而从杨月楼案前后，公众舆论中展现出的思维和观念之变化，也能够清楚看出，社会变迁终究会冲出权力的禁锢，官方率由旧章地按照老一套模式来治理社会显然是无济于事了。
是否该有良贱阶层这种等级的区分，良贱能否通婚，个人能否自由择配，这些当然是个观念问题，但就当时而言也是个法律问题。而在管理社会的工具中，法律又往往是最为顽固的，这就是杨月楼案发生后，尽管人们的观念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变异，但最终还得由当时法律来制约和规范的原因。这种观念对法律的冲击力度的确嫌小了一点，但我们不应忽略，这还是发生在光绪登基之前、古老中国打开国门不久之后的事情。稍有智识者都可以看出一种趋势：越往后，社会政治经济的变革就会越迅疾，并大大超出旧的法律条文的调整范畴。在完全无法适应社会需要的现实下，法律乃至整个社会规范体系的调适和改革乃水到渠成。大诗人樊增祥在其《樊山政书》中就曾经自述断案经验曰：“州县终年听讼，其按律详办之案至多不过十余起，……其所听之讼，皆户婚、田土、诈伪、欺愚，贵在酌理准情，片言立断，不但不能照西法，亦并不必用中律。”“亦并不必用中律”，这不就是把法律条文抛在一边吗？这也不是这位诗人型官僚有心违法，或者对下民存心恩赐，而是客观情势逼迫他非如此不可。发展到最后，清末的司法改革也就是顺理成章之举了。
当然我们不能忘记，权力禁锢社会几乎是一种惯性，在这一作用支配之下，公权介入个人私生活也就见惯不怪了。
杨月楼案发生，官府的反思是，阿宝一良家女子之所以会爱上杨月楼，无非因为她进戏园看到了杨唱戏，杨相貌堂堂，加之其所演多为挑逗情欲之戏目，这才会使阿宝生出嫁杨之念。既然找到了官方眼中的惹祸之由，自然会想出以下的两个动作：因为杨演淫秽之戏，致妇女倾慕，便倡导禁演所谓暴力色情的戏目；又由于阿宝进戏园看戏，引起嫁杨之念，又倡议禁妇女进戏园。两个动作都由地方官出布告施行。
为了维护所谓风化，禁戏是清廷的一贯措施，早在1869年，上海官员还曾照会租界各国领事会同一体查禁各处花鼓戏（晚清之花鼓戏或为女子说唱，或为男女合演，内容则多为男女私情故事），但由于花鼓戏馆多在租界之内，洋人对此并不热心，当时媒体即冷嘲热讽地说：“中丞（即巡抚）禁，观察（即道台）禁，而演者仍演。”
早被证明无效的动作，现在旧调重弹又会有效么？《申报》刊出的《禁止妇女看戏论》一文论述得甚为中肯，“至于观剧一事，其素性不喜者，虽戏在其侧亦不欲观，其素性喜悦者，无论富贵贫贱，智愚贤否，老幼男女，一闻有戏，不拘何地，皆趋之若鹜，赴之恐后，一律往观也。若夫演戏，固歌咏升平之意，亦与民同乐之一道也。而伶人业此原藉以糊口养家。从未闻有滋事之时。自通商之后，凡西商租界皆许伶人设馆演戏。昨闻西人言，西国在上之人，惟恐世人无取乐之事，而中国在上之人，则惟恐世人有过乐之端。现闻华官禁止演戏，西人皆不以为然，若欲禁止演戏，必使已唱戏之伶人有所改业，赖此生活者不下万人。一旦绝其生活，使弱者为饿殍，强者为盗贼矣。”
在此文作者看来，戏曲业发达既能给伶人提供养家糊口的机会，更能与民同乐，实为升平盛世之象征。最有意味者是作者提出的问题：昨闻西人言，西国在上之人，惟恐世人无取乐之事，而中国在上之人，则惟恐世人有过乐之端。读至此处，人们不能不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这是为什么？也许，这就是两种文化的区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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