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欧阳老是共产党员，所以我们对他的作品就要求得严格。尽管《潘金莲》是1925年大革命时期写出来的作品，我们也必须用今天的眼光重新认识一下。为了切实贯彻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要使得每一朵花开放得更好，就必须对存在着的矛盾予以解决。解决矛盾，才能向前跨进一步。我们的工作才会获得发展。所以，今天才邀大家来谈谈《潘金莲》这个戏。
张大户欺压潘金莲，她反抗，这是好的，值得同情。可是后来她就变了，她杀人了，而这个人又是劳动人民，是一个老实的农民。她和西门庆私通等行为是走向堕落，这种行为就没有办法让我们同情了。反过来说，如果潘金莲为了求解放，出走了，或者自杀了，当然会使人同情，那么戏里存在的矛盾也就会得到解决了。我们有很多反封建的典型，如《梁祝哀史》、《白蛇传》里的祝英台和白娘子，这些人物都没有杀人，没有堕落。《茶花女》为什么能成为那个时代的进步作品呢?就因为茶花女为了求得个性解放，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没有向当时的社会制度屈服，也没有因为求得个人解放而危害别人，这就是她可贵的地方。曹禺写的《雷雨》、《日出》，都是通过鲁妈、陈白露这样的人物的自我牺牲行为揭露了社会的黑暗制度。而潘金莲却是采取了勾引西门庆，共同谋杀了亲夫来求得个人解放的。舒绣文提的意见很对，潘金莲求解放的道路没找对。她不是一个反封建的典型，这个人物在《水浒传》里就是那么写的，老百姓对她的看法也就是那样，现在企图在这个戏里给她翻案，不一定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我看不宜于这样做。
欧阳老谈到当时写这个戏以及演出这个戏的思想活动，我是完全理解那种心情的。可是这个戏在今天重新上演，就要考虑到对一些青年人的影响问题。这个戏告诫青年一代什么呢?让他们怎样通过这个戏学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呢?这个戏又怎么做到“古为今用”的呢?联系这些问题来考虑，我们就必须把今天戏里发现的矛盾很好地解决，是不是通过别的故事来表达反封建的思想更好一些，或者重新选另一个典型人物来写。总之，我们要用今天的眼光来衡量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欧阳老写这个戏的时候，思想中有“要反抗黑暗的社会制度”这条红线，这是很可贵的，是好的。然而由于当时也有唯美主义思想的影响，必然导致这个戏还有不足之处，这正是今天需要批判、加工的地方。否则，就会在青年一代中造成极不好的影响。
欧阳予倩越听越有些坐不住了，急忙表示：“说得很对。这个戏在1925年写了以后，就没有想到还要保留它，更没有想到还会有人再演它。今天回头再看这个戏，觉得在原有的底子上不宜再做修改，由我来重新写点别的东西吧。”
周总理赶快接了上去，别激动，老同志。
欧阳予倩继续表示：“这也是我今天应该做的工作。”
周总理再一次诚挚而又温和地说：你方才谈到的写作动机，我是完全理解的。当时的思想状态是合乎那个时代气氛的。作为我这个后来者，见到剧中存在的问题，觉得还是应该向你提出来的。今天你谈得很诚恳，我非常钦佩。最后他又说，好吧，今天就先谈到这里，以后还可以继续座谈。
不久，北京市文联组织了《潘金莲》的演出，并准备请导演、演员和其他人写批评的文章。这件事传到欧阳予倩那里，造成了一些紧张。周总理知道以后，立即指示把这种活动全部停止下来，并派秘书将他的意见登门转告欧阳予倩，“一不要做检讨，二不许见报批评，三不要再开会。这件事到此结束了”。
我记得从新中国成立直到“文革”前的17年当中，人艺先后演出了近百出戏，周总理也看了近百出戏，而被他停掉的仅仅是《潘金莲》。对此，剧院的人们不但没有反感，反而把这件事传为美谈。是啊，周总理对待剧作家和演职员们那种诚挚、友好、尊重和体贴的态度，又怎么会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呢？
三百字的提纲
曹禺同志既是人艺的院长，也是剧院中青年编剧的老师。
50年代和60年代时，剧院里渐渐形成了这样一个惯例——不管是专业作者或者是业余作者，写戏时都要先写一个提纲，而这个提纲往往要先请曹头儿给“号号脉”。理由很简单，因为曹头儿经验丰富，独具慧眼，能够一下子判断出提纲里有没有能写的“干货”，值不值得搞下去。他常说：“一个剧本首先得有‘酱肘子’，光有‘胡椒面’，不行。”
可是，请曹头儿给提纲号脉，也并非一件易事。
曹头儿一贯认为：剧作家的劳动就是想，不断地想。他针对我们“下笔千言，口若悬河”的毛病，便从来不听提纲，只看提纲，而且对提纲也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即只能写在一张300字的稿纸上，还要字字入格，多一字不可。这下子我们可为了难，每次写提纲都要使出全身的本事来进行“压缩”，甚至如同写诗一样，字斟句酌。这时我们仿佛才真切地体会到，凝练比铺陈要费力气得多。
曹头儿看一个提纲不满意时，便会说：“普通普通”，“一般一般”，或者是“现成现成”。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一定是发现了在你的提纲里，有别人用过的“套子”。他对于中外古今的名剧了如指掌，在这方面想蒙混过关是绝对不可能的。为此，他提出过这样的观点：“要写一种人物的性格，人物的感情，要构思戏的冲突、悬念，你就要了解世界文学作品已达到的高度。写一个悭吝人，守财奴，古今中外都有人写。莫里哀的阿巴公，《儒林外史》中的马二先生，都写出了此类人物性格的高度，你要再写这种性格，就要写出自己的东西，才能留下来。一个人的残忍，有吕后的残忍，剥皮挖眼，还有各式各样的残忍。只有了解了诸如此类人物的性格高度，再写这种残忍，才不会重复，才会超出已经达到的水平。不熟悉这些，就不会有独特的创造，没有这种独特的创造和发现，是写不出好作品来的。”
曹头儿在创作上从来是独辟蹊径，不嚼前人嚼过的馍，对我们也同样提出这种高标准的要求。所以我们写提纲时，不但要注意“短”，同时更要注意“新”。60年代初，我们为了把一个戏的提纲挤进300字的稿纸里去，整整开了两个通宵的夜车。
当我们把提纲送给曹头儿的时候，总觉得还不满足，一心想着再补充几句，做点儿说明。可是，曹头儿对此摆摆手笑着说：“不用了。一个剧本的提纲写得越花哨就越是自欺欺人，或者说，是自欺而又欺不了人。真正有戏的地方，用不了几个字就可以表达出来，因为它们一定会管不住地从你们的脑袋里往出跳。我写《雷雨》的时候，没有提纲，可是一口气写出来第二幕周朴园、蘩漪的‘喝药’和第三幕周萍、四凤的‘幽会’。”
曹头儿说到这里，我们点着头再也不做声了。
这种做法时间一长，我们便慢慢地悟出了其中的一些道理来。想想看，一个只有300字的故事梗概，一定是挤出了所有的水分，而保留下来的才是实实在在的“干货”，即戏剧的主体部分，也就是曹头儿说的“酱肘子”。如果一个戏的主体部分站不住脚，挺不起腰来，那么，旁枝侧叶再多，再华丽，也是枉然的。
300字的提纲，难为了我们，也锻炼了我们，提高了我们。
摘自《史家胡同56号：我亲历的人艺往事》作者：梁秉堃
金城出版社2010年12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