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总理的两封家书
梳理清楚总理两封家书的来龙去脉，是周尔鎏近年来的一项研究成果。
第一封：1921年寄自伦敦，收信人“周贻康”
周尔鎏介绍说，1920年12月底周恩来在法国巴黎小住后，于1921年1月5日抵达伦敦。不久，他初步办妥爱丁堡大学入学手续，随即以此亲笔写就的家书向国内父辈禀报一切。“我曾将此家书捐赠给相关研究机构，但由于信无头无尾，造成了收信人的误传。经过调查，我证实了祖父周贻康才是真正的收信人”。
这封信真实记录了当时周恩来的历史足迹，生动描绘了他在异国经历的新开端，包括学习、生活等种种情景以及思想动态。在看到伦敦“交通复杂，人种萃集，举凡世界之大观，殆无不具备”的景象后，周恩来写道：“故居伦敦者，并不能周知伦敦，欲知伦敦，非专心致意于研究实验不为功，故伦敦为世界之缩影。在伦敦念书，非仅入课堂听讲而已，市中凡百现象固皆为所应研究之科目也。”
周尔鎏认为，欧洲是马克思主义这一伟大理论的源头地区，而英国既是世界的缩影，更是当时典型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周恩来在此作社会考察，然后再作俄英两国的比较，有利于探索中国向何处去的救国之道，对青年周恩来做出政治抉择具有重要意义。
“这封信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见证。”周尔鎏说：“它让我们看到，周恩来在探索治国之道过程中，如何从一个杰出的青年学生运动领袖迅速成长为一个日益成熟的职业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者。”
第二封：1939年寄自重庆，收信人“周恩霔”
周恩来的另一封家书，已被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此信于1939年由周恩来自重庆托人设法转送到上海，收信人为他的同辈幼弟，即周尔鎏的父亲周恩霔。信中向二伯母程仪贞和周恩霔告知父亲周贻能已从贵阳辗转至重庆，全家平安团聚，并为其父亲欢庆生日。其主要目的是按预定计划通知周恩霔迅速赴渝工作。
周尔鎏向记者展示此信的幻灯片，信以端整庄重的正楷写就，与他通常的行草体书信很不一样。信中写道，“分手两年，居时念弟。今春得一来书甚以为慰”，“不识二妈大人身体精神两康健否？”寥寥数语，可见周恩来对亲人的牵挂。
周恩来给家人的信常以“来兄”、“鸾兄”（他的乳名为大鸾）或“七哥”等变换不定地署名，信也往往不直接通过邮局而是利用党外人士转递。这既反映他性格活泼开朗，又表明了他身处敌统区所采用的工作方式。
周尔鎏还回忆了一些家庭往事，“周恩来的生父曾由祖父提携在身边工作”。“我的祖母程仪贞自周恩来7岁起就非常喜爱他。周恩来、邓颖超对她老人家照顾长达60年，直至她九十高龄辞世。我的父亲是同辈中最小的幼弟，比周恩来小10岁，周恩来当年常为他洗脸，赠送玩具、连环画，讲解《三国演义》，教他学习英语和做体操等，彼此手足情深。”
3.七爸在西柏坡穿的那套军服
周尔鎏长期在七爸、七妈（周家晚辈对周恩来、邓颖超的尊称）身边生活，不少生活点滴都成为今天珍贵的回忆。特别是周总理夫妇赠与他的一些物品，更是件件都有故事。结合手边的照片资料，他一一给记者做了介绍。
一张照片上，周尔鎏正在参加北京十三陵水库的劳动。他指着相片中自己脚上的那双布鞋说：“这是周总理当年在十三陵水库劳动时穿过的，送给我了。”他说，那次去劳动，自己本来穿了一双很笨重的大皮鞋，七妈看到很奇怪，怎么劳动还穿皮鞋呢？七爸则非常心细地说，不要怪孩子，尔鎏自幼营养不良，体重比较轻，怕推推车的时候蹬不住，穿大皮鞋可以加点劲儿！“我其实正是这样想的。七妈明白了，就把总理曾经穿过的这双鞋给我了。”
这是一套总理在西柏坡时穿过的军服。“因为当时我还是个穷大学生，一次，七爸看我穿的衣服太破了，要给我一套，但他也身无长物，就剩这一套比较合适。他身边的警卫开始不愿意拿出来，说是珍贵的纪念品，但周总理坚持。这套军服我穿过一段时间，后来就保存起来了。”在西柏坡的时候，周恩来是党中央副主席，他就是穿着这身军服，参与指挥了解放战争三大战役。
4.总理开国大典的“礼服”
另外一件衣服则更为人所熟悉，就是总理在开国大典上所穿的那件上衣。从照片上看，那件衣服距离“笔挺的礼服”有相当距离，领子等边角都有点翘起来了。周尔鎏说，为了参加开国大典，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民主党派领导人都新做了呢子衣服，但总理还是穿着平时那件卡其布衣服。他也很爱美，这件衣服是别致的绛黄色，穿在英俊的他的身上，很有神采。“身边人员都劝他换一件呢子礼服，但他不同意，说我是开国总理，现在群众生活水平还是不高，我就穿平时的衣服好了。”
后来周总理把这件衣服送给了周尔鎏，但并没有特别说明其意义。周尔鎏说，当时男人的衣服大部分都是灰、黑、蓝等几种颜色，我觉得这衣服太漂亮了，有点脱离群众，就把它染成蓝色了。七妈后来打电话给我，认为我注意不脱离群众，还提出表扬呢。“周总理逝世之后，经中央警卫团的介绍，我才知道这衣服的重大意义，只可惜当时早就被我穿破了！”
周尔鎏还出示了一张上世纪70年代周恩来接待外宾时的合影，当时这张照片曾在世界上引起很大轰动，外界认为它传递出“中国要改组内阁”的信息。“作为国家政府首脑的总理，在合影时却站在靠边的位置，而中间位置却是江青，这太不寻常！”
那时候，周尔鎏在北京从事外事工作，这张照片上总理身后戴眼镜的就是他。他说，照片公布后，七妈马上打电话来说：“你平时一向谨慎，为什么这次这么不注意，站得离七爸这么近啊？”周尔鎏说，就是因为原本总理是站中间位置的，所以自己选择站在后排靠边。但江青临时站到中间的位置上去了，所以自己就变得紧挨着总理了。
5.总理为什么留学
羊城晚报：您是总理身边这么亲近的人，为什么一直都很低调，没见过您在很多场合谈及往事？
周尔鎏：我是七爸抚养大的，但是我的档案里根本就没提到过他，别人都不知道我跟周总理是什么关系。建国后填家庭成分本来应该填他们的，但最后还是没有填。
总理曾对七妈邓颖超说：“孩子这样做很好，他不愿稍一不慎在群众中对我们造成不良影响，怕给我们添麻烦。”七爸七妈还跟我说过，尔鎏啊，你记住我们两个的话，你今后这一生难免会碰到挫折、委屈的事情，你要记住“鎏”的意义而坚持原则，要相信美好的金子迟早会闪闪发光的。
羊城晚报：周总理早年有过在不止一个国家留学的经历，他是怎么考虑的呢？
周尔鎏：总理最早在日本留学。那时他就有一个基本认识：“日本的今天绝对不是中国的明天。”他甚至感觉到日本军国主义还可能是我们的强敌。后来，他又去了欧洲。他觉得，欧洲是马克思主义这一伟大理论的源头地区，而英国更是当时典型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他就想要去了解一下真相，即信中提到的了解“彼邦真相”。
他感觉国内学生运动没有正确的领导，没有一个理论指导，他希望通过留学确定一个真正的基石，就这样去了英国伦敦。在英国这段时间虽然不长，但对他思想影响很大。到了伦敦后，发现伦敦物价高，烦扰而且喧嚣，而七爸渴望安静的学习环境，所以就考取了爱丁堡大学。后来，由于生活费用紧张等原因，七爸就决定到法国去勤工俭学。
羊城晚报：总理到了法国之后，就遇到了邓小平等一批志同道合的革命青年。
周尔鎏：邓小平比他小六岁。我个人认为，在法国他对邓小平的印象不错。在二野军大学习时，我曾听小平讲党课，提到革命青年要过三关：即军事关、土改关和社会主义关。总理在听完我汇报上述情况后，曾说过：“小平同志善于考虑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