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田芳近影
单田芳原名单传忠，今年76岁，说了55年评书，据说现在全国每天有1.2亿人，守在收音机和电视机前听他说书。人们熟悉他那略带沙哑的嗓音：“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现在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乱世求生是学问
我生在天津，后来跟着家人到沈阳。外祖父王福义是最早闯关东的那批民间艺人，我母亲唱大鼓，父亲是弦师，说完一段书，拿个小笸箩下去敛钱。一段书三分钱，“捧场了捧场了”，人家爱给就给，不给钱也没辙。当时我心里觉着：这跟要饭也没啥区别啊，我可不愿干这个。
乱世求生，是门学问。1948年很凶险，解放军包围长春，国民党守军有13万人，连老百姓80多万人困在城里，没水没电。我们家先买下粮食，大缸小坛的都装满埋起来。可谁知道这仗要打多久？最后一家人冒险逃出城去，往解放区跑。
我想念书考学。1953年高中毕业，东北工学院和沈阳医学院都给我寄了录取通知书。我想当医生，穿个白大褂，多绅士啊。可赶上得场大病，上不成学了。家里人说，你还是学评书吧。
我在辽宁鞍山定居，靠说书有了经济收入，也有了社会地位，打心眼里高兴。
四海为家苦漂泊
“文化大革命”中我因为说错了话，成为“现行反革命”，被下放到了农村，那是东北地区的穷中之穷，为了糊口，家里所有的东西变卖一空，到后来就根本吃不上饭了。
我只好铤而走险，跑到哈尔滨、长春、沈阳漂流了4年多。跟别人学做“水泡花”，拿个罐头瓶泡几朵小花，一瓶能挣几分钱。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我恢复名誉，恢复公职，迁回城市，还拿到了国家赔偿我的10年工资——共计8000多块钱。那年，我44岁。
改革开放新局面
说书这行，到改革开放以后，又是新局面。在茶社里说书，随便动弹动弹，说点车轱辘话，说完一段抽根烟，都没关系。电台不行，要求简洁明快，上电视说书要求更严格。
开始不适应，录音的时候空无一人，说成什么样也看不着观众反应，怎么整呢？我想了一个办法：录音棚有面透明的大玻璃，能看到外面的录音员，还有俩监听的和一个主任，我就拿他们当观众。一抖包袱，他们龇牙一乐，我心想这包袱抖响了。要是看见他们在外头唠嗑或是打盹，那说明这段书说得松懈，没把他们说住，我得注意了。
到1994年我退休后搬来北京，书录得更勤快了。开始是到北京电台里去录，后来我自己办公司，就摸索着在家录书，每天早上三四点钟起来做功课。全国400多家电台，都有“单田芳书场”，每天超过一亿听众，我得供上人家播啊。早起来满天星斗，我看书时头脑特清醒，看一遍闭上眼睛，这故事怎么回事，哪是重点哪该删掉，心里都有了数，打开机器就录。
最近两年我倡导“红色评书”，想着建党90年，咱们应当说说新中国来之不易，说说这些开国元勋的丰功伟绩，录了300集《贺龙全传》。
从《三国》、《隋唐》、《大明英烈》，一直到红色经典，书里有这么多英雄，生活中真正的英雄是什么样？这一辈子下来，我崇拜的是见义勇为拔刀相助，扶困济危雪中送炭，别人做不到的事情你做到了，你就是英雄。
（摘自2010年12月30日《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