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之琳先生1982年6月24日发文曰：“他(徐志摩)的一位五十年代初期在国内病逝的朋友处所存而过去不肯拿出来的一些日记或一些文字，年来据我确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终于消失了(倒不是直接出于‘打、砸、抢’)。”而这位朋友就是林徽音，“日记”当然指“康桥日记”，“文字”则指徐志摩在英国剑桥时给林徽音的信件。林徽音1932年元旦给胡适信中说：“旧信全在天津，百分之九十为英文，怕一时拿不出来，拿出来也不能印。”这内里的蹊跷当涉及到个人隐私，否则为何“拿出来也不能印？”而这一批日记、信件的下落若是消失在“文革”期间，清华大学的林洙应知消失的原因，因为，林徽音病故后，林洙一直陪伴着梁思成。胡适1931年12月28日给凌叔华的信中虽然说，要“把这几册英文日记全付打字人打成三个副本，将来我可以把一份全的留给你做传记材料。”但由于胡适忙于其他事务，后又到武汉与蒋介石会晤，他此刻已无法顾及徐志摩英文日记打印等事宜。根据林徽音给胡适的信可知，徐志摩所有英文日记(除凌叔华转交胡适时裁去的四页)已全部移交给林徽音处理，林徽音并未打印成副本，胡适档案中已没有这些资料。“康桥日记”何时能浮出水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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