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事

母亲去世后，我好像一夜之间长大了。我先是在一所乡间小学教书，帮助祖母照顾两个弟弟。日本人打到湖南后，在“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声中，我加入了青年远征军，抗战的同时一心借机到延安找父亲。我所在的部队在贵州呆了十个月，未及出征，鬼子就投降了。投降消息传到营地当天，漫山遍野的火炬，呐喊声响彻云霄。

在贵州时，我通过在国民政府外交部工作的表哥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这封信通过重庆，转到新华社的何其芳，何其芳将我的长信转给在延安的父亲。遵照何其芳指点，退伍后我没有回乡，而是带着他的信立即赶到南京，在梅园新村与中共办事处取得了联系。那时我住在表哥家。一个酷热的夏夜，我正在楼下乘凉，忽然看见大铁门外一西装革履客人直奔我打听表哥。我们俩互相看着，虽然分别了11年，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来了。我很兴奋地拉着他的手进了楼门，上了楼梯，还有两位同样绅士翩翩的客人跟了上来。在楼梯拐角处，他停住脚步把我拉近身边问我：“你就是艾若吗？”“是啊！”父亲很高兴，他立即回头介绍：“这位是潘梓年……”我只顾向楼上喊表哥快出来。

我后来知道，美国国务院邀请中国教授、专家共20人访美，其中包括来自解放区的欧阳山尊和父亲等四人，父亲是共产党这边的团长，这一次是来南京办签证的。我们父子俩个在南京一连谈了好几天，父亲让我赶快回益阳把两个弟弟带出来，北上与他会合。

1948年秋，我和两个弟弟费尽周折，终于在北平和父亲再见。这是已经13岁的三弟约瑟，第一次见到父亲。父亲对我们说了些什么现已不大记得，但其中的一句是无法忘却的：“我对不起你们的妈妈！”此后，父亲再很少跟我提及母亲，仿佛一直在回避。

我们跟苏灵扬见第一面，父亲指着她说：“这是苏灵扬，你们可以喊她妈妈，也可以喊她同志。”但我什么也没喊，一辈子也没喊，我喊不出来。

父亲与苏灵扬结婚后，又生了女儿周密和儿子苏苏。1946年，苏灵扬带着周密与苏苏坐马车，跟华北联合大学一起从张家口往南撤退。因为白天怕遭轰炸，都是夜行军。马车在夜里翻到山沟里，两个骡子都摔死了，苏苏被重重的文件箱压着，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父亲过了很久，骑着马打着灯笼赶了过来。那天也正好是他与我们在南京告别后重返张家口的当日，听说当时父亲悲痛欲绝，嚎啕大哭，是几个人把他搀扶起来架上马背的。苏苏的死对父亲和苏灵扬两人都打击很大，特别是对苏灵扬。我们是到北京后得知此事的，也不敢当面提及。文革中，连6岁就就夭折的苏苏也未能幸免，被从小小的土坟中挖出来抛尸扬骨……

解放后，苏灵扬在北京任一个中学校长，很多的人说这个校长不错，有威信，但是坦率地说，我跟苏灵扬的关系并不好，这也并不是因为父亲当年是因为她离开妈妈的——从某种角度，我甚至觉得父亲与苏灵扬的结合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我曾经参加过国民党的青年军，所以在苏灵扬眼里，我是“叛徒”，我的婚姻也不被她认可。我爱人的父亲曾经留学日本，是敌伪时候的警官，虽然早就关在监狱里死了，但是这种出身在苏灵扬那里不被容忍的，父亲并不干涉。我后来不顾她反对还是和她结了婚。那年暑假，我们双双来北京看父亲，开门的是苏灵扬，她一看到就说：“你已经背叛这个家庭了，你还有什么资格跑到这里来！”我爱人自尊心大受伤害，扭头便走，从此再也不回这个家。我在哈尔滨工作，每次到北京来看父亲，苏灵扬都坚决拒绝让我住进家里，我只好在同学家借住。

我与周迈，周岳三兄弟，没有在父亲的那个“家”住过一天，他们正常的家庭生活我们也没有参与过。到北京时，三弟周岳年纪太小，他愿意和父亲一起生活。当时父亲、茅盾等人每个人在文化部都有一幢独立的小楼，家里很多个房间，但三弟只能住在布满水管子的地下室里，潮湿不堪，但父亲从来也不过问。

其实我与父亲的隔膜自始至终都未消除过。父亲当年离开以后，我出去参军后，两个弟弟由奶奶抚养。奶奶对我妈妈特别好，她心疼这个儿媳。我参加工作之后，经常给奶奶写信，也寄钱给她，在奶奶眼里，我比我父亲对她好。因为父亲的问题，全家都受到牵连，我的大伯周谷宜解放前受父亲牵连坐过国民党监狱，差点被处死；文革中被批斗关押，死在牢中，连尸骨都下落不明；我的姑妈是个小脚老太太，也被戴上高帽游街，文革后，父亲听到这些，也是淡淡的，没什么特别的反应。

我们与苏灵扬的关系在文革期间也曾有过缓和。那时候父亲被带走了好几年，生死不明。我去看她，她一个人住在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屋子里，只能放下一张床和一张桌子。那时候她显很亲和，拿出一个杯子来说：“这是你爸爸用过的杯子，你拿回去做纪念吧。”还有几张小照片，让我拿回去。我心里大有感触：文化大革命那么糟糕，但还能使我们这个家庭走向和谐。

但是当父亲的生活渐渐恢复正常时，我们的关系又再度紧张。父亲住在北京医院时，我和弟弟常去看父亲。只有我们父子在的时候，我们谈得还是挺愉快的。过去，父亲长期沉浸在他的研究领域里，连上街买一件衣服他都不会。所以当我们谈起家乡的事情时，其实父亲特别有兴趣，他和家乡隔膜太久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只要苏灵扬在，她总是用几句话就把气氛弄得很不愉快。

有一次，我和周迈骑自行车去看父亲。那天父亲坐在椅子上，旁边放着一盘葡萄。我们和父亲聊天，中间说句什么话，苏灵扬又开始指责我，我就有准备地回敬她：“我来看看父亲，当然要交流，交流每个人都有自己思想，你不要什么都打断我们，都说你对，这样不好。”她显然没有准备，被我噎住了。她先是冲父亲发火，然后指着我说：“就是你最坏！”转身离开了。

父亲自始至终一言未发，只是长长叹了一口气。奇怪的是，以往我们每次看他，离开时父亲从无什么表示；而这一次，他一反常态地站起来，穿过一个很长的走廊，一声不吭地送我们离开。这没有言语的言语，让我一下子知道了很多东西，父亲有父亲的无奈。

父亲去世后，我们都赶到北京医院，苏灵扬坐着轮椅，周密陪着她，我和两个弟弟是一圈人，我们互相之前没有任何交流。我想，父亲在时，我和她有关系，父亲走了，我和她，自此毫无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