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沙皇”

父亲整个人生轨迹的改变，应该从他到延安算起。父亲是1937年从上海出发，11月初到达延安的。

在我看来，早期的父亲属于人道主义者，而他的人文观念主要来自俄罗斯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那些精神营养。那一时期的毛泽东，在这些方面和他有共同语言，他们肯定有彼此欣赏的成份。反过来，父亲更欣赏、乃至崇拜毛泽东。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是学而优则仕——有了学问要献给国家、献给领袖，既然获得了最高领导人的青睐，他必然要尽全力报答。

父亲在文艺理论上面表现出来的成熟与敏感，显然很为毛泽东所看重。父亲到达延安后不久，毛泽东有些文字方面的事情经常让父亲帮助阅看，而父亲的一些重要文稿，也常常送毛泽东审改，从此开始了与毛泽东长达数十年之久的文字之交。在文化界，像他们之间有过那么多次重要文字交往的，恐怕除周扬外没有第二人。

到达延安之后，父亲先后任边区教育厅长和鲁艺副院长。应该说，父亲这些文化界人士的到来，给延安的文化事业和文化生活注入了一种新的活力。1939年，他被任命为鲁艺副院长，鲁艺的工作后来一直由他主持，鲁艺作为党的文艺干部的摇篮，为新中国造就了一大批文艺骨干和创作队伍骨干。

延安时期，父亲做的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是主持编辑了一本《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就文艺理论的几个主要问题集录了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的有关论述，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鲁迅一直贯穿到毛泽东，实际上也将毛泽东的文艺理论提而他的序言，其实也是为确立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历史地位而写的。自此，这篇讲话成为全国的文科学校都要学习的经典之作。父亲也藉此确立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的宣传者、阐发者乃至党的文艺政策制定者的身份。

建国以后，父亲对毛泽东的崇拜有增无减。1951年，我去哈尔滨工作之前，父亲对我说：“你要有两个崇拜，一是崇拜毛主席，二是崇拜苏联，这样才能成就事业，不仅要崇拜，而且要迷信。”崇拜苏联是当时的一边倒政策，当与苏联的关系破裂之后，父亲的精神世界里，从此只剩下前者。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曾先后出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宣部副部长。每隔几年，他都会就文艺理论作一次报告，大家都知道他的讲话，其实就代表着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因此，从报纸、文化单位到学校，都必须认认真真地学习他的讲话，父亲的名气和影响也越来越大。有一次，他在讲话里表扬一系列成功的作品，我问他：“你看过没有？”他老老实实在说：“我哪看得过来？”记得我有一次还问他是否看过哈代，他也说没看过。我问他：“那你为什么要提这些作品？”他说：“让大家研究嘛！”

获得文艺理论的话语权之后，父亲开始越来越多地介入到文艺领域的斗争，在延安整风时期，他写了批判托派文艺理论的《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毛泽东亲自修改定稿，给予文章和作者以极高的评价，从另一方面讲，这也是父亲从文艺理论家到政治革命家转变的开始。建国以后，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几乎每次运动都从文艺界开始的，这似乎成了一条规律，文艺渐渐成为政治斗争的一种武器，而父亲在这条路上也越走越远，并由此获得了“文艺沙皇”之称。

我不知道父亲生前是否知道这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称号，实际上在“文革”前掌握着文艺界生杀大权的他的确扮演了这样的角色。建国后，从批判电影《武训传》到《红楼梦研究》批判，从反右、关于文艺的两个批示到批判《海瑞罢官》，“周扬”这个名字，总是或多或少地隐藏在这些被批判者的背后。很多上纲上线的报告都出他的手，而他每次出手，总是打击了一批作家——胡风、冯雪峰、丁玲等。

其实很多运动之初，父亲的内心也充满了矛盾挣扎，包括对胡风的处理，他起初也并不认为要上升到敌我斗争的那个高度、打击那么一大片文艺界的人士。当他刚看《武训传》时，他也并不认为有什么问题，还说：“我看很好嘛！我看的时候还掉了眼泪。”当毛泽东决意批判《武训传》后，他又深觉得自己对政治不够敏感，在各种场合、大会小会不断作自我批判，检讨自己，又拼命想“弥补”自己的不足，并且在最后写了一篇批判《武训传》的重头文章，他似乎在想表示自己跟毛主席、为重塑“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的形象而做努力。

在历次政治运动之后，父亲总是试图用一些举动，缓和文艺界的肃杀之气。60年代初，报纸上没人敢写稿，文艺创作也陷于匮乏，父亲主张把杨沫《青春之歌》、赵树理的《锻炼锻炼》、老舍的《茶馆》等几个作品拿出来讨论，都产生了广泛影响。周克芹的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也得到了父亲的高度赞扬而发表，从而一举成名；当年只有20出头的王蒙因其作品而遭批判时，父亲曾极力给予他保护，这也是王蒙后来屡屡提及之事。既要贯彻上面的意图，又要极力团结一些人，被视为“文艺沙皇”的父亲其实也是心力交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