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母亲吴淑媛出身于益阳一大户人家，她的家世比父亲好得多。吴家是打太平天国起家的，外祖父在江苏瓜州当水军总督，曾三次见过皇帝。父亲与母亲算是青梅竹马，父亲小时候在我外婆家念私塾，他们互相有好感，老师做媒，他们很自然地成了一对，虽然那时候他们年纪还很小。

我的外婆特别宠这个女儿，视她为掌上明珠。我们一家在上海生活时，父亲没有什么固定收入，所以每年回湖南，其实就是回去要钱的，外婆每次都给母亲带回来一大包金首饰。母亲放在抽屉里，也不锁，每次没钱用了便取一件去换钱。当时有很多益阳的同乡和左联的朋友经常到我们家，这么多人没有收入，都是靠外婆给的那些钱维持生活。父亲晚年也曾对我说：那时候在上海生活全靠你的母亲——其实是我的外婆。

很多年后，我经常想，母亲对自己丈夫所从事的事情不可能完全不了解，她并不一定很深刻地理解什么叫“革命”，她只是完全追随着父亲，只要是父亲做的事，在她眼里就是正确的，她就会无条件支持。这其中，也许有母亲传统道德观的成份，但更多的，是她对父亲毫无保留的爱和信任。

1934年，母亲又怀孕了，以往每次都要回老家分娩，这次也不例外。父亲把母亲、弟弟和我一起送回了湖南益阳老家，以往父亲总要等到孩子生出以后再回上海，这一次，还没等三弟出生，就急着要走，说是有工作，而母亲并没有注意到他的反常。

母亲顺利生下了三弟，按交待取名“约瑟”。不久，母亲收到父亲的信，说他暑假会回来，母亲于是满心欢喜地等着这一天。父亲爱吃母亲做的甘草梅，就是把新鲜的梅子泡在蜜里做成的一种蜜饯，母亲托人买来最好的梅子，做了一坛甘草梅。那时在乡下，根本没什么好吃的，所以放在红漆柜上的这一坛蜜饯，对我们三个小孩子来说是很大的诱惑，可是我知道我们不能吃，因为这是母亲特地给父亲做的。我不吃，两个弟弟也不吃。

可是父亲并没有回来。第二年春天，青梅上市时，母亲又开始做第二坛甘草梅；不久，父亲来信说他这一年夏天会回来的。可是我们依然没有等到他，而柜子上已经摆了两坛梅子。

也是在这一年，1936年，父亲去了延安。起初，我们还有他的消息，我还记得有人捎来一套父亲翻译的《安娜·卡列尼娜》给母亲，还给我带来一件紫红色的呢子大衣，很漂亮。那些年的冬天，我总穿着它在桃江、修山脚下外婆家到处玩耍，心里充满了有点炫耀的喜悦。

父亲离开的时间长了，乡间渐渐有了一些传言。奶奶很喜欢我的母亲，她不放心，专门写信问他：“是不是老婆孩子都不要了？是不是把家里人都忘了？”父亲回信说，他现在在肤施（延安）作教育厅长，不会做对不起家人的事。

抗战爆发不久，情势越来越紧张，我们和父亲彻底失去了联系。父亲离开后，母亲独自带着我们三个孩子生活，不管谁提起父亲，母亲总是谈他的好，她也从来不相信那些传言，还嘱咐我们：“不要听人瞎说，你爹爹不是那种人。”

我们兄弟三个那时都很小，并不能体会到母亲心里想的是什么。只是后来回忆，母亲的内心其实是非常苦的，完全是哀此茕独，形影孤凄，她太需要一个人帮助她撑这个家了。但她把自己的痛苦包得紧紧的，无论对我的奶奶，姑妈，还是对疼爱她的外婆，她只字不提，即便是对与自己最近的弟弟、我们的舅舅，她也从不吐露半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