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谈“通”和“专”

牢守于某个碎片沾沾自喜不可取

张荫麟自幼接受的是传统的四部综核之学，后来接受西学。这是这批学人既“专”且“通”的大背景。

南方日报：除了通史撰述之外，张荫麟在其他方面有何学术贡献？

曹家齐：张荫麟先生兼通文史哲，学术兴趣广泛，一生著述多达170余篇，100余万言，其中尤以史学成就最著。其史学著作中，论性质，从记注、考据、序跋到著述，一应俱全；论门类，从史学理论到专门之思想史、社会史、文学史和科技史，无所不有；论时代，则上古、中古、近代，皆有涉猎。

张荫麟先生对于中国史学之贡献，并兼理论与实论(指具体历史问题之研究)。众人常谓史家治史，于理论、实论难能相兼，有大成就者，或独擅理论，或长于实论，二者兼擅且有突出贡献者，唯法兰西之布罗代尔(FernandBraudel，1902-1985)。然以张先生成就观之，实乃东方之又一人。张先生《论史实之选择与综合》、《论历史哲学》、《传统历史哲学之总清算》等，“仅仅这数篇文字，已足以使他名传竹帛，并在现代史学上占一突出席位。”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列代表性史家17位，以述清末以降中国史学之建树，张荫麟先生赫然位居梁启超之后，正由于史学理论之贡献。

此外，张荫麟先生后期，以治宋史为重，不惟于许多课题有发轫之功，且是最早在大学开设宋史课程的教授之一，更以《宋朝的开国和开国规模》、《北宋的外患与变法》、《宋代的文学与思想》等数篇短文，建宋史研究之体系，立宋史叙述之框架。自此而后，直至今日，通史著作之宋代卷，及断代性之宋史著作，几无破此体系与框架者；就张先生所成文字看，虽言简而意赅，读来无不有历久弥新之感，其整体认识与论断，后人亦少有超越。

李红岩：张荫麟是兴趣广泛、治学广博的通才。除在哲学、历史编纂理论、宋史、科技史等领域外，在中国近代史的某些专门领域、文学史、书法艺术史以及翻译实践、学术批评等方面，均有一定的成绩。关于这些，我编选的张氏文选《素痴集》均有反映。比如说他曾经与冯友兰先生讨论哲学问题，曾经专门表彰古代科学家张衡的成就，曾经翻译歌德的《浮士德》，等等。他对鲁迅、郭沫若均有正面的评价，还是最早研究甲午海战的专业史家。此外，他还非常关心时事，是一位具有左翼思想倾向的学者。他用对话体的形式发表过一组系列文章，大体上都是谈政治的，很犀利，也很有趣。

南方日报：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史学研究碎片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的今天，“通”和“专”似乎成了学者可望而不可及的乌托邦。张荫麟为什么能够二者兼擅，对今天的学界有什么借鉴意义？

曹家齐：今之史学界，才学识三者咸可称者，未之有也。首先是时势使然，但教育模式亦当其一因。今日之史家，青少之年皆入现代之中小学，十年之光，纯为应试，且重理科。虽有历史之科，但偏于说教，难以称学。及入大学专门习史，则多近弱冠之年。而其时于文于史，基础皆未备。及获硕博学位而以史立业，则多是由史而史，未及其它。虽曾有涉哲学，然循此不仅难以明事理、习史法，反成治史之桎梏。故今之史家，虽皓首史业，却识见未达，学养未备，而文章亦乏声色。

李红岩：我一直认为，近代中国学术发展的历程，就是一步步走向形而上学化的过程。这里所说的“形而上学”，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使用的那个意思，其中就包含了分工精细、分门别类的涵义。形而上学化是学术的进步，这首先必须肯定。但是，它会有很多弊端。对此，恩格斯讲得非常清楚。张荫麟自幼接受的是传统的四部综核之学，后来在形而上学化的大潮下接受西学。这是这批学人既“专”且“通”的大背景。今天，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形而上学化的弊端，倡导通博之学。当然，术业有专攻，有偏重不可有偏废。我建议学者们记住钱锺书先生的告诫：学术上成为某一专业的专家，在主观上是得意的事，在客观上是不得已的事。牢守于某个碎片沾沾自喜，很不可取。

李欣荣：“通”和“专”并非截然相对，而是相辅相成。在“通”的基础上求“专”，才可能是有深度的研究。张荫麟生活的时期，西式的学科体制建立未久，可供学人以史学的新规范、新视角去做研究的领域触目皆是，学科界限也不容易限定张氏这类处于过渡时期学者的思维。正因如此，张氏后来才会做出今天所见的史学、哲学、文学和国学等多方面的贡献。其实学科间的界限和内部分工，纯粹只是为了研究的便利，并不是绝对的。目前的学术体制过于强调学科界限和专题研究，未必是最佳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