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锢年代求书难

在大巴山当知青的时候，体力上的辛苦不算什么，主要是找不到书读。带去的几本书早就被翻得卷了边，新华书店里面除了政治书、农业医药书，别的什么都买不到。

有一次我同几个知青一起到20多里外的小镇上去赶集，同行的一位知青看上了蹲在街边的一位老乡卖的鸡，于是凑上去讨价还价。我无意发现那个竹篓里面竟然有几张印满字的纸片。我一把抓出一张，居然是一本小说的第一页！我赶紧问老乡，你这纸片片从哪儿来的？还有没有？如果你那儿还有，我想买。

老乡说他家还有，我就买了他的鸡，跟他去找书。同伴说：眼镜，你疯了吗？黑宝塔离这里几十里山路，你现在去今天也走不回来了啊。我还是要去。

天快黑的时候才到了他家。刚走到屋前，一条大黄狗突然窜出来咬了我脚上一口。老乡吓得不轻，我忍着痛说没事，你快给我把纸片片找出来。老乡从屋角摸出一本只剩一半的书递给我，说，就剩这些了。我接过来一看，是《俄国短篇小说选》。一高兴，脚也不那么痛了。

老乡要留我吃饭，我赶紧走了。走了没多久我就有点些后悔了。虽然那天晚上有月亮，但我高度近视在晚上看不了多远，几次踩进了水田里，狗咬过的地方被水一浸，更是痛得钻心。我把书放在胸前，塞了半截在皮带里，又把鞋子脱了提在手里，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

来回近百里山路，我也不知道是怎么走过来的。回到家时天已经蒙蒙亮了。全身上下被泥水、汗水打湿透了。倒在床上的时候，我用最后的一点力气把半本书从腰间抽出来放在枕头边，然后就沉沉地睡着了。

这样的事情实在太多了。有一次遇见一个卖面条的老头。我发现他包面条的纸上面居然是唐诗，赶紧问他从哪儿来的。他说是土改时候从地主家分来的，我去找他几次他都不卖，最后是买了两瓶酒才换到了《李贺诗选》和《唐宋名家词选》。那时还流行抄书，我抄过《海涅诗歌集》，也抄过那本著名的北大版《中国文学史》。

70年代“黄皮书”在地下流行，但我们山区小地方很难看到。我们有个知青朋友，他父亲是重庆大学的领导，有一次回来跟我炫耀，说他手里有好书，要我拿书去换。我就拿《今古奇观》跟他交换了一本“黄皮书”苏联小说《第四十一个》。那时候能找到一本书读真是太幸福了，觉得最快乐的事不过如此。读《李自成》我几天没有下过楼，完全是废寝忘食。

到1979年“读书无禁区”发表前后，书店是最挤的地方。我经常半夜起来排队买书。我专门结交了一个新华书店的售货员，有什么新书要来她就告诉我，我凌晨三四点起来去书店门口排队。那一排就是几百上千人，去晚了就买不到。

当时很多书还是没开禁，我们就从香港邮购。比如1980年前后我就邮购了当时被视为黄色书籍的香港版《茶花女》，还有台湾版的《莎士比亚全集》。8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金瓶梅》“洁净本”，还不能公开发行。1986年我成了中国作协会员，当时有个文件，每个会员可以内部订购一套洁净本的《金瓶梅》。

那段艰苦的经历让我养成一个习惯：现在我认为很好的书，每次一买就是三本。比如《围城》、《白鹿原》、《文化苦旅》，都是三本三本地买。一本放在书架上，不动。另一本自己随手阅读，还有一本是朋友来借的时候给他们。

80年代我开始写雪米莉，口袋里有钱了。每次到书店买书都是开车去，一买就是几百几千块钱的书，家里的走廊客厅都堆满了书，被评为“天府藏书家”。一个靠雪米莉赚了大钱的书商知道我爱书，一次专门带我到书店挑书，说只要你想要，全部都可以买下来。我后来知道他皮箱里提了4万块钱，那整个书店门市部也就有一万块钱的书。不过我最后只挑了一套十卷本的《巴金选集》，才40多块钱。他说“你太给我省钱了。”

直到现在，每次走进书店看到琳琅满目的书，虽然不会再那么疯狂地买书，我都会感到很幸福。但现在的年轻人似乎幸福感下降了，对那么多的书反而没有了感觉。他们都不看书，去看什么狗屁电视剧。他们已经没有办法理解当年书匮乏的时代，我们对书的那种狂热了。

田雁宁著名作家、编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