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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众打架甚至动刀子，常常是为了有人不还书

“‘文革’年代看书真是太难了”。上世纪80年代创造了“雪米莉”的四川作家田雁宁，90年代曾被评为四川头号“天府藏书家”。“文革”时期他为了找书吃了不少苦，一直耿耿于怀想写一本《求书记》作为纪念。“那时候书店里只有几类书：一是政治书，《毛泽东选集》、马恩列斯著作、党中央文件汇编；二是农业书，三是医药书。文学书几乎是绝迹的，大概也只有鲁迅小说、《金光大道》和《艳阳天》。除此之外，什么书都没有。”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总结了当时读书的“三大禁区”，也是三大主义：读西方的书是资本主义，读古书是封建主义，读苏联的书是修正主义。简称“封资修”，这个帽子一扣，加上当时的知识分子全被打倒斗臭，基本上没有什么书还能幸免。“当时私自藏书是犯法的，会被拉去坐牢，整个思想环境非常压抑。”

1972年，在大巴山插队落户的田雁宁最焦虑的事情就是没书可读。每次有机会回家，他都要到家对面的新华书店打听有什么书来。大多数情况他都是郁闷而归，但有一次书店经理告诉他一个消息“最近来了一本小说，姚雪垠的《李自成》”。

“但是我们那个小县一共只分到三本，一本分给县委宣传部，一本分给县上的图书馆，还有一本被分到一个乡的供销社了。我一听到这消息，马上骑自行车赶了30里地去那个乡找书。赶到那里的时候是中午，供销社的人还在睡午觉。我就在外面等。”

好不容易供销社的人开门了，田雁宁钻进去一看，“里面农药、种子放了一大堆，仔细一看，那书赫然就在，跟农药、种子放在一起。我不敢多看，心跳得厉害，赶紧用2块多钱买下来，然后把书藏在怀里一溜烟骑车就跑。明明花钱买来的就像偷的一样，生怕别人中途变卦，把书要回去。”

同济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朱大可曾经在《记忆的红皮书》里回忆了“文革”年代对书的狂热，“我们这帮人有时也聚众打架，不为了别的，就为了一个人不还另一个人书。最激烈的一次，我们甚至动了刀子。”更惊人的是，1972年，他们周围的一个女孩遗失了别人借她的书，她唯一赎罪的方法就是从楼上跳下去自杀了。

“图书匮乏的结果必然是民众的资讯缺失和愚昧无知。其背后的根源就是专制主义，因为民众只能接受单一的意识形态教化，而无法从多样性的资讯中获得质疑和反思的能力。”

读“禁书”是一件危险的事情。田雁宁曾经有个从部队转业的远房亲戚，箱子里藏着一本普希金的《尤金·奥尼尔》。“他的内弟跟我关系好，想尽办法终于有一次把书偷出来给我看。他知道以后非常紧张，大发雷霆，认为‘封资修’的流毒从他这里出来，他将承担严重的政治责任。但我死也不承认，一直到看完了才还给他。”

张鸣那时只是一个身处黑龙江农场的中学生，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找到一些“文革”前出版的文学书。“这些书用不怎么显眼的灰不拉叽的纸包上，没有书名和作者，有些甚至还要标记上毛选或者鲁迅，加以掩饰。害得我到了”文革“结束后，世界名著开禁，才知道原来我托人到大城市买来的好些书，其实我已经读过了。”

1979年陈子善在《读书》杂志看到了《读书无禁区》一文，“当时我认为这是个好的兆头，但并不过分乐观，我觉得对所谓的‘封资修毒草’的开放，会是一个曲折的、渐进的过程”，陈子善回忆说，读到《读书无禁区》的时候，他还只是一名普通的大学讲师，级别远远不够，更没有来头大的、过硬的“单位介绍信”，常常只能望书兴叹。“事实证明直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旧书业的种种禁忌才逐渐被打破了。我所收藏和使用的大部分文学书，都是这时才陆续觅得的。”

陈子善说：“读书无禁区虽然只有五个字，但它的内涵非常丰富。我想就算作者本身也没有估计到这句话的深远意义，到今天为止，有关于读书的话题都可以在这五个字上面找到源头。一个正常的人，有一定思维能力的人，他读书就不能受到限制。这其实是个常识问题。但当时要把它纠正过来，是需要勇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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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去借莎士比亚，也能把图书管理员吓呆

1979年的《读书》创刊号上，除了《读书无禁区》，紧接着第二篇就是《解放‘内部书’》。对于普通人来说，“内部书”一直就是“禁书”的代名词。

1973年，田雁宁接触到了第一本内部“黄皮书”。他用一本《今古奇观》跟一位重庆知青换来前苏联小说《第四十一个》。至今他对其中的震撼情节仍记得很清楚：一个红军女战士爱上了“白匪”俘虏。

从五六十年代开始，以周扬为主导，以“作为反面教材，供内部批判使用”的目的组织出版了各种西方名著，后来人们根据封面颜色叫它们“黄皮书”和 “灰皮书”。黄皮书是西方文学作品，灰皮书则主要是西方政治思想类的著作。这些书在封底、版权页或扉页上，标有“内部读物”，“供内部参考”等字样。“内部书”多按级别、等级分配，有的“限省军级”，有的“限地师级”，一般人很少能读到。

张鸣说：“当时获取信息的渠道是不平等的，只开了一条缝给你。但那条缝是给高级干部的，级别越高获取信息就越多。老百姓基本得不到信息，因为有一种阿姨的心态，觉得老百姓是小孩，要保育，怕被污染。‘文革’后一些人沾了这条缝的光成了早慧者，这些人多为以前的干部子弟。”陈子善说：“他们搞内部书的说法是，能读到这些书的人是不受毒害的，主要是高干。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逻辑。”

在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徐友渔看来，“文革”在相当程度上打破了这种特权，使得很多知青能够通过各种途径看到这些内部书。“60年代前期对于读书管制很严，‘文革’实际上把整个控制监管系统打碎了，所以有反讽意味的是‘文革’下乡成了我们看书的一个高潮时期。”

徐友渔认为对书的控制起于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在此号召下，全国中小学校随即掀起一场“争夺无产阶级接班人”的运动，从学校党支部到班主任、班干部、团支部，形成一个严密的监管系统，不让学生看“毒草”，以防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污染。

徐友渔在成都上的中学，“那个时候我是全校有名的思想有问题的学生，因为坚持看资产阶级的书”。1963年，徐友渔到学校图书馆借莎士比亚作品，图书管理员被吓得“目瞪口呆”，严词拒绝了他的要求。还有一次，团支部派人偷翻他的课桌，翻到《红楼梦》，当做一桩严重的事向班主任作了汇报。

“到了‘文革’，原来的监控秩序都被打破了，同时大量的书流出来”。徐友渔记得“文革”开始以后，学校图书馆被打开大门，书都被翻出来一车车拉到火化场、造纸厂。但“漏网之鱼”非常多，一些幸免的书被学生捡到藏起来，或辗转到废品收购站，最后出现在图书黑市。另一个重要的“禁书”来源则是“抄家 ”，“大量内部书就是从老干部家抄家出来，流传到社会上的”。

徐友渔至今藏有两套当时的“灰皮书”：《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和《资产阶级社会学资料选》，分别为20多本和10多本。“文革”期间成都春熙路有个著名的图书黑市，就在孙中山铜像下面不大的一块地方，专门卖违禁的书和物品。那些书都是从图书馆和老干部家流散出来的，几毛钱就能买到一本。“

依靠阅读禁书、“内部书”，一些人早在“文革”年代就获得了思想启蒙。不过徐友渔认为“灰皮书”和“黄皮书”很不全面，“主导者对整个西方文明不了解，眼光比较差。出书目的是为了反帝反修，而不是从哪些是重要的人类文明成果的角度出版。因此光看周扬他们安排出的书，就算全部读完，对20世纪也根本不了解。好几个当初名气远比我们大，因为较早读到内部书而起来的一些思想者，后来的思想都非常偏颇。”

但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能看到“内部书”也是造化。张鸣就曾遍寻“灰皮书”而不可得，“当时看到《读书无禁区》，第一感觉就是振奋，非常振奋。不但是我们读书人，就是普通老百姓也会觉得这是需要，获取信息是自由的平等的。‘读书无禁区’是隐藏在大家心里的一个声音。可以说很多人都是冲着标题去的，因为我们需要有人喊出来。”

■大事记

●1970年前后，被打成“陈范集团”的陈翰伯、陈原和范用在湖北咸宁干校谈起办刊物，“密谋”条件成熟时办一读书刊物。

●1978年底，在“二陈一范”主导下，三联书店决定成立《读书》杂志编辑部，陈原任主编，倪子明、冯亦代、史枚任副主编。最初只有两个人办事：史枚和董秀玉。

●1979年4月，《读书》杂志创刊号首文发表《读书无禁区》。文章在知识界引发了激烈争论。

●1979年，陈原决定在《读书》进行公开讨论，《读书》第二、六、七等几期连续发表争论文章《读书不能无禁区》、《读书应该无禁区》等。支持和反对“读书无禁区”的文章各执一词。

●1979年，陈原、范用等先后被上级部门批评谈话。范用解释，文章并未主张放任自流，文中说明对毒害青少年的书也应严加取缔。

●1979年，因为《读书无禁区》等文的影响，《读书》杂志迅速走红。第一期即两次印刷，销售近十万册。

●1981年，《读书》两周年时，陈翰伯亲自执笔“告读者书”，重申办刊宗旨，并坦荡地坚持“读书无禁区”的主张。

●1983年，“清理精神污染”运动，受《读书无禁区》一文的影响，沈昌文和董秀玉代表《读书》杂志到上级部门做检查。

●1984年，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乔木在某会议上的讲话表示支持《读书》，他表示，尽管大家对《读书》的意见很大，但他支持《读书》办下去，并且认为“《读书》谈书少，思想评论多，那就（另）办一个专门谈书的杂志”。随后很快就办了一个专门谈书的新杂志《博览群书》。

口述·田雁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