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星陨落

策兰——内莉·萨克斯所说的“我们时代的荷尔德林”，在巴黎以纵身一跃把自己交给了塞纳河。这一次他不是用笔，而是以他的生命给一出命运悲剧划上了句号。

“我的生命已经到了尽头，因为他已经在强迫运送的途中淹死，

他是我的生命。我爱他胜过爱我自己的生命。”——巴赫曼

在这之后，策兰与巴赫曼仍有联系，但他们都已理智多了。1959年5月，流亡、定居在瑞典的犹太女诗人内莉·萨克斯获得德国梅尔斯堡的文学奖。由于多年前最后一分钟逃离柏林的可怕记忆，她不愿在德国过夜，决定住在瑞士苏黎世，然后绕道坐火车到梅尔斯堡领奖。1959年5月26日，策兰一家专程到苏黎世来看望萨克斯，并在那里见到巴赫曼和她的男友、瑞士作家弗里希。这大概是他们之间的最后一次相会。

在这之后的几个月内，策兰与巴赫曼因海德格尔生日庆祝专辑有过联系。巴赫曼和策兰都是海德格尔很看重的诗人，因此他请他们在自己生日时写一首诗。巴赫曼对海德格尔在希特勒时期的表现当然持批判态度，但也“始终看到他思想和作品的突破之处”，因此写信给策兰询问是否给海德格尔生日庆祝专辑写诗，策兰拒绝了。拒绝的原因，不仅在于海德格尔本人，更在于他不想和庆祝专辑名单上那些以“专利的反法西斯分子”姿态出现、实则“并不干净”的政治投机分子为伍。

策兰的内心一直是很苦涩的。父母在集中营的惨死，给他造成了永久的创伤，不仅如此，后来的一些遭遇也在不断撕开这种创伤。1960年前后，诗人伊凡·哥尔的遗孀克莱尔对策兰的“剽窃”指控达到一个高潮，纵然巴赫曼、恩岑斯贝尔格、瓦尔特·延斯等著名诗人和批评家都曾对他做了有力的辩护，德国语言和文学学院、奥地利笔会都一致反驳这种指控，但是伤害已造成。策兰不仅感到自己成了诋毁的对象，甚至也成了战后德国死灰复燃的新反犹浪潮的牺牲品（策兰这样认为并非出自多疑，克莱尔在其“公开信”中就称策兰当年到巴黎后怎样给他们讲其父母被杀害的“悲惨传奇”，好像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被编造出来似的）。在承受伤害的同时，他的反应也日趋极端了。“人们徒劳地谈论正义，直到巨大的战列舰将一个淹死者额头撞碎为止”，这是他在《逆光》中的一句话。作为大屠杀的幸存者，他早就对“正义”不抱什么指望。他感到的是德国人无力面对历史。他不仅要面对他自己的伤害，他还不得不替“奥斯维辛”的死者再死一次。

这就是为什么他会写下这样的诗句：“那来自绞刑架树的声音，/晚木和春木在那里/变换和交换它们的年轮”（《声音》）。在一棵成为绞刑架的树上，晚木与春木相互渗透，过去与现在长在了一起！这就是他作为一个“诗人、幸存者、犹太人”的命运！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1970年4月20日夜，策兰——内莉·萨克斯所说的“我们时代的荷尔德林”，在巴黎以纵身一跃把自己交给了塞纳河。这一次他不是用笔，而是以他的生命给一出命运悲剧划上了句号。

就在这令人震动的消息传来后不久，巴赫曼在自己的长篇小说《玛丽娜》的手稿中添加道：“我的生命已经到了尽头，因为他已经在强迫运送的途中淹死，他是我的生命。我爱他胜过爱我自己的生命。”

这里的“强迫运送”，指的是纳粹对犹太人的“最后解决”。在巴赫曼看来，策兰的自杀是纳粹对犹太人大屠杀的继续。巴赫曼完全有理由这样认为。在策兰之前，不止一个奥斯维辛的幸存者都这样做了。

策兰之死无疑也加深了巴赫曼的痛苦和精神抑郁。1973年5月，巴赫曼到波兰巡回朗诵，特意拜谒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犹太人受难处——她在那里是否想到了策兰？肯定。就在同年9月25晚，巴赫曼死于她自己罗马寓所的火灾，年仅47岁。

德国文学史上一个双星映照的时代就这样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