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一生的爱与对话

策兰：“嘴唇曾经知道。嘴唇知道。/嘴唇沉默直到结束。”

巴赫曼：“总有一日，我会去把你带回来。我很害怕，看见你被滔滔的海水卷去，但是，我要造一条船，把你从绝望中带回来。为此，你自

己也必须要做点什么，使我的负担不至于太沉重。时间和别的许多东西都在和我们作对，但是，它们不能将我们要拯救的东西毁灭。”落款是：“我紧靠着你，/你的英格褒。”

从这部书信集看，他们都从对方身上吸收了思想、激情和灵感，对彼此的创作都产生了重要的激励作用。他们之间的关系，和他们的“存在与死亡”深刻相连。他们之间痛苦、复杂、持续了一生的爱和对话，也带着一种悲剧的性质。对这种“爱之罪”，策兰自己有诗为证：“嘴唇曾经知道。嘴唇知道。/嘴唇沉默直到结束。”（《翘起的嘴巴》，1957）他们的这些书信，也为那个年代文学的历史提供了重要见证。

这些书信首先见证了他们的相爱。“保罗，亲爱的保罗，我向往你及我们之间的童话。我可以比别人更能理解你的诗歌，因为我们曾经在里面相遇，从那以后，贝阿特丽克斯巷（策兰和巴赫曼在维也纳相爱时巴赫曼所居住的街道名）就不复存在。我常常想念你，有时沉湎于其中，和你说话，将你陌生而黝黑的头抱在我的双臂间，想把你沉重的石头从你的胸口搬开……让你听到歌唱。”这是巴赫曼1949年5月底从维也纳写给策兰的一封未写完的信稿。

有别于一般的情爱，这两个诗人相互奉献的信物是“罂粟花”。策兰1949年6月20日的信这样写道：“英格褒，‘不准确’（在策兰1948年给巴赫曼生日的献诗里，称巴赫曼为‘准确’，而自称为‘不准确’）和迟到的我进入了这一年。也许只是因为我希望，除了你没有别人在那里，当我将罂粟花，如此多的罂粟花和记忆，也是如此多的记忆，两束光灿灿地竖立在你生日庆祝的桌子上时。”为巴赫曼的生日，策兰还写下了《花冠》这首名诗：“从坚果里我们剥出时间并教它走路：/而时间回到壳中。”就在这个最隐秘的世界里，“我们互看，/我们交换黑暗的词，/我们互爱如罂粟与记忆，/我们睡去像酒在螺壳里，/像海，在月亮血的光线中……”

为纪念这种爱，策兰1952年在西德正式出版的诗集就叫《罂粟与记忆》。

《花冠》深受巴赫曼的喜爱，她这样回复策兰：“我常常在想，《花冠》是你最美的诗，是对一个瞬间的完美再现，那里的一切都将成为大理石，直到永远。”“唉，是的，我爱你，而我那时却从来没有把它说出。我又闻到了那罂粟花，深深地，如此的深，你是如此奇妙地将它变化出来，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为此，巴赫曼渴望去巴黎，“去感觉你是怎样握着我的双手，你会怎样全身心地用鲜花拥着我，于是，再一次忘记你从何处来，你又要去往何地……”她告诉策兰她要去巴黎，“别问我为什么，为了谁，但是，你要在那里等我，给我一个晚上，或者两个三个……带我去塞纳河畔，我们将长久地注视，直到我俩变成一对小鱼，并重新认识对方。”

但是，他们之间也有难以沟通和误解的地方。策兰1949年8月20日的信中就这样写到：“你知道吗，英格褒，为什么去年以来我给你写得很少？不仅仅是因为巴黎将我逼到一个如此可怕的沉默中……更重要的是，我不知道你对我们在维也纳的那短短的几个星期持什么看法……也许我弄错了，也许就是如此，我们相互之间要回避的地方，恰好正是两人都想在那里相遇之地，也许我们两人对此都负有责任。不过，我有时对自己说，我的沉默也许比你的沉默更容易理解，因为，我所承受的黑暗更久远。”

的确，相比于巴赫曼，策兰“承受的黑暗更久远”。这在策兰写给巴赫曼的另一首诗《在埃及》中就体现出来：

你应对异乡女人的眼睛说：那是水。

你应知道水里的事，在异乡人眼里寻找。

你应从水里招唤她们：露丝！诺埃米！米瑞安！

你应装扮她们，当你和异乡人躺在一起。

你应以异乡人的云发装扮她们。

你应对露丝、米瑞安和诺埃米说话：

看哪，我和她睡觉！

你应以最美的东西装扮依偎着你的异乡女人。

你应以对露丝、米瑞安和诺埃米的悲哀来装扮她。

你应对异乡人说：看哪，我和她们睡过觉！

这首诗真是异常悲哀。异乡的爱情给诗人带来了安慰，使他感到了“水”，但也更深地触动了他的精神创伤。诗题“在埃及”，首先就喻示着犹太人的流亡。据《旧约》记载，犹太人曾在埃及为奴，后来在摩西的带领下出了埃及。诗中的三位女子，都是犹太女子常起的名字，其中露丝为策兰早年在家乡泽诺维奇的女友，曾帮助过策兰躲避纳粹的迫害。米瑞安为摩西的妹妹的名字。“你应从水里招唤她们”，这一句不仅富有诗意，而且震动人心。诗人试图在过去与现在之间保持平衡，但他做不到。而这是用一般的“不忘旧情”解释不了的。它不仅透出了一种丧失家园的流亡意识，还透出了作为一个幸存者的深深愧疚。策兰的一生，就带着这艰难的重负。

而巴赫曼，也一直试图帮助策兰摆脱重负，她在1949年11月24日的信中写道：“我应该去看你……总有一日，我会去把你带回来。我很害怕，看见你被滔滔的海水卷去，但是，我要造一条船，把你从绝望中带回来。为此，你自己也必须要做点什么，使我的负担不至于太沉重。时间和别的许多东西都在和我们作对，但是，它们不能将我们要拯救的东西毁灭。”落款是：“我紧靠着你，/你的英格褒。”

后来，巴赫曼真的从维也纳去了巴黎，但策兰的精神重负也传给了她。她总是觉得在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阴影，她甚至“感到某种窒息”。这次旅行后她写下的《巴黎》一诗，就传达出这种深深的迷惘。在此后的日子里还发生一件事，策兰要收回他送给巴赫曼的家传的戒指，这使巴赫曼深感意外，不过她也理解，在1951年9月25日一封没有寄出的信中她这样写道：“保罗，我知道这个戒指的历史，——对我而言，这历史是神圣的……而我只能对你说，我可以面对死者的良知佩戴这戒指。”在信中她还这样请求：“请别忘记，因为你的诗歌我才写作；我希望，我们之间别的协议也不会由于我们的论争而受到伤害。”

也许，这就是命运：他们只能作为两个独立的诗人、两个精神上的友人而存在，他们太相像了以致不能生活在一起。策兰因为戒指这件事而感到对巴赫曼“犯下了罪”，巴赫曼也接受了这种命运。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巴赫曼在维也纳盟军电台“红白红”得到一个编辑职务，她以忘我的工作来打发时光，并开始创作广播剧，在通信中她只是请策兰多给她寄诗来，“有时，我只是通过它们来生活和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