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语文学“诗歌的十年”

“在一个人造之星飞越头顶，甚至不被传统的天穹帐篷所庇护的时代，人们便暴露在这样的未知与惊恐中，他们把这种存在带入语言，被现实压迫并寻找这现实。”

在巴黎度过最初艰难的几年后，1951年11月，策兰认识了

后来的妻子吉瑟勒（GiseledeLestrange），并于一年后成婚。1952年5月，他和巴赫曼一起参加了西德四七社文学年会。同年，他的诗集《罂粟与记忆》在斯图加特出版，其中《死亡赋格》一诗很快在德语世界产生广泛、重要的影响。

1953年是巴赫曼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她以《大货舱》、《夜航》等四首诗获四七社文学奖，作为一个文学新星成为西德“镜报”的封面人物，同年12月，她出版了第一部诗集《延期支付的时间》，这坚定了她走专业创作的道路。她辞掉了电台的工作，和在四七社年会上认识的音乐家恒茨到意大利的伊夏岛居住。1955年，策兰在西德出版了诗集《门槛之间》，1956年，巴赫曼的第二部诗集《大熊星座的呼唤》出版，他们各自将自己的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引人注目的高度。

这是战后德语文学“诗歌的十年”。1958年，在接受不莱梅文学奖所做的获奖致辞的最后，策兰这样说：“我相信不仅我自己带着这样的想法，这也是一些年轻诗人的努力方向。在一个人造之星飞越头顶，甚至不被传统的天穹帐篷所庇护的时代，人们便暴露在这样的未知与惊恐中，他们把这种存在带入语言，被现实压迫并寻找这现实。”

策兰所说的这些年轻诗人，主要包括了四七社诗人群体，像君特·艾希、巴赫曼、恩岑斯贝尔格以及后来致力于小说创作的君特·格拉斯等等。相对于在战后复出的表现主义诗人本恩的“绝对诗”与布莱希特的社会批评诗歌，策兰显然与上述四七社年轻诗人群体有更多的共同点。艾希于1950年第一个获四七社文学奖，他的成名作《清单》，成为战后文学清算和语言净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巴赫曼的“到期必须偿还延期付款的/时间已出现在地平线上”（《延期付款的时间》），带着一种紧迫感和警示感，已成为战后时代意识的一部分。恩岑斯贝尔格的诗作则更多地带着一种历史反省和社会批判的锋芒，如他的《写进高年级的课本》：“不要读歌赋，我的儿子，读一下航空时刻表：/它们更为准确。趁为时不晚，/打开海图。要警惕，不要唱歌。/……和你一起/（把）磨就的细细的致命粉尘/吹进权力的肺脏。”

策兰和巴赫曼一起，经历了这样一个时代。1957年10月11日，策兰到西德参加文学会议，在那里与巴赫曼重逢，当晚住在邻近科隆大教堂、火车站和莱茵河畔的王宫街的一家旅馆，该街区一带在中世纪为犹太人居住地和受难地。策兰后来写出了这首诗，并从巴黎把它寄给了巴赫曼：

心的时间，梦者

为午夜密码而站立。

有人在寂静中低语，有人沉默，

有人走着自己的路。

流放与消失

都曾经在家。

你大教堂。

你不可见的大教堂，

你不曾被听到的河流，

你深入在我们之内的钟。

多么好的一首诗！我们可以体会到当一个诗人在午夜面对宇宙的寂静和黑暗、面对那消失的苦难历史从而直接喊出“你大教堂”时的那种内心涌动了！科隆大教堂举世闻名，1945年盟军大轰炸后科隆的惨景也为世人所知，而现在，因为策兰这首诗，我们也知道了科隆的犹太人的苦难历史，不仅在纳粹时期，在中世纪发生的一场大瘟疫中，他们就曾作为祸因惨遭集体屠杀……这就是深入在一个犹太诗人体内的钟！

诗歌和爱一起被点燃。《白与轻》是策兰回到巴黎后不几天寄给巴赫曼的。他在信中写道：“读吧，英格褒，读吧：给你，英格褒，给你——”

镰刀形的沙丘，未曾数过。

风影中，千重的你。

你和我的

赤裸着伸向你的胳膊，

那失去的。

光柱，把我们吹打到一起。

我们忍受着这明亮、疼痛和名字。

而在诗的最后，诗人这样询问：

你睡着了吗？睡吧。

海洋的石磨转动，

冰光和那未听到的，

在我们的眼中。

接下来，策兰一发而不可收，一连数日的信里都是他的诗歌：《碎石驳船》、《翘起的嘴巴》、《万灵节》、《日复一日》、《一只手》等。对于这些接踵而至的诗，巴赫曼也有点不知所措，连回信都不知道如何写，就干脆默默地承受着它们的冲击。

的确，现在，却是巴赫曼在“承受更久远的黑暗”了。在该年10月28—29日致策兰的信中她这样写道：“我要感谢你，你把一切都告诉了你的妻子，为了使她‘节省时间’，我却要说，即使她能减轻，也是更加负债了。……我必须说明理由吗？”“当我必须想到她和那孩子时，——而我永远不可能避免这个问题——我就不可能和你拥抱。我不知道接下去会如何。”

这就是“爱之罪”。以下就是策兰的这首《翘起的嘴巴》：

翘起的嘴巴，可以感觉：

黑色的植物。

（需要它，不找寻光，留下雪纱，留下你的猎物。

两者都可以：触摸，禁止触摸。

两者谈着爱之罪，

两者都想存在与死亡。）

叶片疤痕，嫩芽，密密睫毛。

在眼睛尽头，陌生的日子。

豆荚，真实而开放。

嘴唇曾经知道。嘴唇知道。

嘴唇沉默直到结束。

策兰在收到巴赫曼的信后这样回复：“毁灭吗，英格褒？不，当然不。……不必抱怨那场暴雨，那场侵袭了我的暴雨——对我而言，无论什么后果，它都是幸福和喜悦。”“你也知道，当我与你相遇之时，你对我来说既是感觉也是精神，两者都是。它们永远不能分开，英格褒。”“想想《在埃及》。当我读它，就看见你步入其中：你是那生命的泉源，也正因为这样，你是我言说的辩护者，并且将继续如此。……然而，如果仅仅是言说，就什么都不是，我只是想即使和你沉默地在一起也好。”“英格褒，如果生命不迁就我们，还等待它并为此而存在，对我们而言，这将是一种最错误的方式。存在，是的，我们可以，并且可能。存在——为了相互存在。”

在紧接着的另一封信里，策兰这样说：“《科隆，王宫街》不是一首美丽的诗吗？最近我把它寄给了《音调》杂志，（我可以这样吗？）荷雷瑞尔认为，它是我最美的一首诗。英格褒，通过你，通过你。如果你没有说过‘做梦者’，它怎么会产生呢。只要你一句话，我就可以生存。而我现在耳边又响起了你的声音！”在信中他还告诉巴赫曼“我将在11月底去慕尼黑，在26日左右。回到跳跃之处”。

就在策兰说的这个时间，策兰去慕尼黑朗诵诗歌后与巴赫曼又相会了。关于此行，策兰写下了《日复一日》，并把它寄给了巴赫曼：

你这焚烧的风。寂静

曾飞在我们前头，第二次

实在的生命。

我胜了，我失败了，我们相信过

昏暗的奇迹，那枝条，

在天空疾书，负载着我们，在月球轨道上

茂盛，留下白色痕迹，一个明日

升上昨日，我们拿来，

那盏烛光，我哭泣在你的手掌。

不过，在1959年出版的诗集《语言栅栏》里，这首诗的最后三行被改成为：

“跳入昨日，我们拿来，

丢失了那盏烛光，我把一切

扔进无人的手掌。”

这大概就是策兰所说的“回到跳跃之处”吧。命运是注定的，它会从明日“跳入昨日”。在这种跳跃中，丢失了那盏烛光。手掌也成了无人的手掌，因为巴赫曼已不再在那里。策兰愈来愈意识到：他只能生活在一种致命的“缺席”里。他要面对并与之对话的，只能是“不在者之在”。他在1963年出版的诗集干脆就叫《无人玫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