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查良镛24岁。依照民间的说法，这一年正是查良镛的第二个“本命年”。所谓“本命年”，来自十二生肖。每人都有一个属相，或牛、或马、或羊……总之，随着12年一个轮回，一个人的12岁、24岁、36岁等等如此类推，都属“本命”之年。有关“本命年”，民间讲究颇多。

诸如认为“本命年”最多凶险，需系以红腰带或穿红背心避邪之类；但也有这样的说法，即：一个人一生中至为关键的几步如转折、发迹等等，又往往发生在“本命年”里。

有好事者更搜集相当数目的例证以支持这一说法。把这一说法信手引来用到查良镛身上，或许有牵强附会之嫌，但却不失为一个有趣的角度。不管怎样，正是在查良镛的第二个“本命年”--1948年，查良镛奉《大公报》调派去了香港。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查良镛一生中十分重要的一个转折点。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大公报》的这次调派，查良镛后来在香港的传奇便也无从谈起。没人知道那个“本命年”里查良镛是否系了红腰带，甚至，连当年查良镛决定来香港时，到底是怎样的心境，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谜。

1948年的中国，国共两党的较量已日趋明朗。较之局面混乱的上海，远在南端的香港自然不失为一块可以静观其变的局外之地。由此来看，以查良镛当时鲜明的“不问政治”的行世原则，选择避开混乱，似乎可以成为他乐于赴港的理由。

此外，对一个只有24岁的青年来说，这样一个去陌生之地白手开拓的机会，显然是有足够吸引力的。于是，查良镛欣然按受了调派香港的任务。

人已成年，全凭自己作主，给家人通报此行仅仅是例行公事。在查良镛来说，虽是远赴香港工作，心境上却也与平时出外度假没有太大差别。这天，行装简单的查良镛登上了上海飞往香港的飞机。

不知是走得太匆忙还是别的什么原因，飞机起飞后查良镛才突然发现自己身上竟一分港币也没有！查良镛暗想：这不是笑话吗？飞机倒是坐得起，可下了飞机却连坐巴士的钱都没有！边想边急出了一身冷汗。

也巧，查良镛的邻座刚好是他的同行--香港《国民日报》的社长潘公弼。潘公弼见查良镛神情异样，忙问究竟。查良镛如实相告。“哈哈！这还不好办？！”说着，潘社长掏出钱包，又道：“借你10块。”查良镛连声道谢。

正凭了向潘社长借来的10元港币，查良镛才搭船过海、再坐出租车来到了报社。

这段经历查良镛至今难忘。

1993年，他在一首诗中以“南来白手少年行”的诗句感叹当年。这已是查良镛“身无分文走香江”45年后。常说：白手打天下。比照查良镛今日之辉煌，实在想像不出初到香港时，他竟是身无分文！

这不是活脱脱的“白手打天下”吗？

想来小说家们精心设置的情节也不过如此罢了。

和在上海《大公报》时一样，查良镛在《大公报》香港版继续做国际电讯翻译并编国际新闻版。查良镛初来乍到，仅是报馆一小职员而已，倒也并不在意香港是何情形。相反，大陆那边的巨变是真正令他关注的。

仅仅在他南来香港一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这一变化也直接波及他所供职的《大公报》。《大公报》见大势已定，便转而向新政府靠拢，于1948年11月10日发表《和平无望》的社评。

自此，在香港的《大公报》也转而成为“左派”报纸。时局的演变，并不影响查良镛继续做他的电讯翻译，但在内心，他知道自己并不安于这样平淡。他在等待机会。

垂头丧气返香港了圆自己的外交官之梦，查良镛毅然抛妻离职，北上京都再敲“外交官之门”。他兴冲冲地找到乔冠华。谁知结果是垂头丧气地南回香港。尽管查良镛给一纸“勒令退学”断了外交系毕业后再做外交官的可能，可他仍心存梦想，再入东吴法学院进修国际法；尽管进了报馆做的是他有兴趣做的工作……但这一切都未能剪断他的“外交官情结”；找机会做个外交官仍是他心中最大的抱负。

就在查良镛做电讯翻译和编国际新闻版的同时，他也念念不忘地经常在报上发表有关外交及国际法方面的文章。

1949年11月9日，也就是新中国正式成立一个多月后，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全体员工4000余人宣布起义，脱离国民党政府，接受中共政权领导。

11月，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衡阳铁路局发表声明，称“前粤汉、湘桂黔及浙赣各区铁路局所辖铁路存港器材、物资、汽车、款项均为人民国家所有，严禁冒领及私自承购”。而台湾国民党方面也曾派员到港，打算处理上述那些资产。

国共双方因此发生争辩。就在国共双方就此问题争持不下的时候，查良镛根据他以前学过的国际法知识，写了一篇长文《从国际法论中国人民在国外的产权》，于11月15日和18日分两天在《大公报》发表，阐明中央人民政府拥有铁路部门在香港的资产。

这是查良镛在《大公报》上发表的第一篇国际法论文。自此，他写的这方面文章就时常出现在《大公报》上。由于查良镛在这方面十分用心，因而文章写得颇有见地。

尽管未在香港获得什么反响，却不期然在日本东京得了一个知音。这知音名叫梅汝璈，乃中国国际法的权威人士。梅汝璈曾任东京战犯法庭中国首席大法官，与英国、法国、苏联等盟国的法官在东京审讯二次大战的日本战犯，并参与判处战犯东条英机死刑的审讯，所以颇有声望。

梅汝璈是在东京读到查良镛的文章的，发现很有见地，便格外留意起来，并记住了查良镛的名字。

一次，路过香港，特地约了查良镛见面倾谈。

当看到前来的查良镛竟是一年轻后生，此后又读了查良镛的几篇用英文写的国际法论文，梅汝璈更加欢喜，暗自庆幸自己发现了一个可堪造就的人才。梅汝璈是国民党员，但鉴于他的声望，大陆解放后，中国外交部仍邀请他为顾问。

梅汝璈在盛情之下离开东京，赶到北京。还在路上，梅汝璈就想到：刚成立的外交部急需人才，而他印象深刻的查良镛再合适不过。

一到北京，梅汝璈便急急给查良镛发了电报，说自己身边没有好助手，希望查良镛能到北京协助他工作。收到电报，查良镛十分高兴。这不正是自己苦苦追求、殷殷期盼的吗？终于可以一圆“外交官之梦”了！天赐良机，怎可错过？！查良镛即刻作出决定：北上！

在查良镛北上一事中，有一段插曲。查良镛这时已经结婚成家。由于查良镛的私人生活十分隐秘，绝少向外人提及，只能分析推断：在查良镛的三次婚姻中，这是第一次。极可能查良镛是在内地结了婚，再带太太南下。

据说查良镛的这个第一位太太来自养尊处优的家庭，因而十分在意生活水准。当查良镛携太太从内地南来香港时，最初作为报馆的小职员，每月薪金200多元，虽说维持基本生活不成问题，但却让养尊处优惯了的太太颇有怨言。

到后来，查良镛的月收入加上稿费达到800多元，太太才稍感满意。可恰在这时，查良镛决定北上，这一决定，遭到了太太的强烈反对。

但查良镛已不肯回头。和当时所有怀有一腔报国热情的年轻人一样，查良镛觉得家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为国家做点事。他没有理睬太太的反对，坚持把太太安顿回了娘家。

以致夫妻关系从此恶化，并导致后来以离婚告终。

从这段插曲中，可见查良镛北上的决心之大、之切！查良镛风风火火满怀希望地北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