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镛小时候的理想是：当一名外交官。抗战后期，他如愿考进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查良镛看不惯一些国民党职业学生在大学里横行霸道，整人打人，于是“行侠仗义”，打抱不平。

谁知，他的“侠举”惹了祸，校方勒令他退学。“查少侠”只好离开校园，浪迹江湖……本来，在祖父查文清的经历中，查良镛便已朦胧感受到“外国人欺负中国人”的屈辱。而现在，就在眼前，日本人正横行于中国的半壁河山！

这一切，使得这个成长中的少年在学业之外会更多地去想：将来自己能为改变这一切做些什么？换句话说，这时查良镛想的是：什么职业在维护一个国家的尊严上做得更直接呢？以一个少年特有的天真和浪漫，查良镛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要做外交官。

他相信，没有比外交官这份职业能更好地实现他的报国之愿了！此外，选择“外交官之路”，其实与查家作为名门望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毕竟，外交官这一高贵身份，可与查家的名分相配相称。

查良镛以及家人当然不会不考虑到这一点。抗战后期，查良镛如愿考入了当时设于重庆的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这个学校是国民党用以培训政治干部的地方。这里毕业的学生多被派往各地当县长；而查良镛所读的外交系，毕业后大都被派往国外，进而成为使节。查良镛正是冲着这一点报考的。

进了大学校门，查良镛一如往常，全心扑在学业上。他像小学、中学一样，继续保持着班上的第一名。一年级读完，教育长程天放在“总理纪念周”的全校师生大会上宣布：“上学年全校总成绩最高的是外交系一年级学生查良镛。”重庆当时是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当时正值国共两党为一致对外抗日而进行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除了国民党的要员外，中共的要员周恩来等人也聚集重庆。

共产党当时在重庆办一份报纸《新华日报》，影响很大。喜欢读书看报的查良镛偶尔也有机会看到这份报纸。因为他读的是外交系，所以对国际形势、对当时正在进行的二次世界大战的局势非常关心。

报纸上有关这方面的报道和评论，查良镛都不会错过。其中，他最为喜欢《新华日报》上每两周一次的“国际述评”专栏。这个专栏由当时著名的政论家乔冠华撰写，用的是“于怀”笔名，内容是分析国际最新形势，评述战争进程。

这些评述文章，立论精辟，文笔潇洒自如，给查良镛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以至他后来创办《明报》，亲自撰写国际评论时，还时常想起乔冠华的那些精彩绝伦、热情洋溢的评述文章。

被联合高中开除后，查良镛很想乖乖地当个好学生，埋头书本，不理别的事，多读点书。但查良镛所想显然与当时的特定情境难以合拍。有句话形容说：“偌大个中国已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试想，大半个中国正战火纷飞，怎么可以奢望“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那般的宁静呢？可查良镛偏偏有这样的奢望。正值战时，又是这样一个性质特殊、使命特殊的学校，校方自然对学生颇多管束。尽管查良镛对校政一样不满，却没有兴趣参与学生对抗校方的政治活动。

至于学生中派系斗争，查良镛更是不闻不问，避之千里。或许，少年之老成终归有限；亦或许查良镛终于悟出“读书归读书”仅仅是一厢情愿；总之，查良镛没能让自己的“不闻不问”坚持到底，并且为此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事情说来简单。当时学校中有不少国民党的职业学生，横行校园。一日，这些职业学生又与其他学生冲突，在人群中打了还不够，又将几名学生领袖揪到学校操场的舞台上打，说他们是“异党分子”(即共产党)。

这时，冷眼旁观的查良镛再也看不过眼了，便将此事向学校投诉，责问校方何以容忍那些职业学生的劣行，甚至进而与领导党务的训育长激烈争辩，态度自然“恶劣”。不闻不问倒也无事，一问一辩便出了大祸。

校方给查良镛投诉的回复是：勒令退学。没有理由，也不需理由。一夜之间，查良镛的“外交官之路”戛然中断。与在联合高中被开除，转个学校再读有着很大不同的是，被中央政治学校勒令退学的查良镛，现在却必须就地找个工作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