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他有个叫蒋复璁的表兄是中央图书馆馆长(他是蒋百里的侄儿，后来到台北后当台湾故宫博物馆馆长)，凭这层关系，查良镛得以在馆里的阅览组挂了个职衔，拿点薪俸。

这实际成了查良镛步入社会的第一份职业。阅览组的工作是办理取书还书登记，兼以维持现场秩序。工作时间是下午2点至夜晚10点。

对查良镛来说，这份工作十分轻松。而最让他满意的，是可以借工作之便大量读书。这期间，查良镛细读了英文原著的司各特小说《撤克逊劫后英雄传》，以及大仲马的《隐侠记》、《基督山恩仇记》等。老话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查良镛在校园里没法寻到一方安静的书桌，给人赶出校门，却得了一块安静读书的大好天地。

以今天的眼光看，这段时间的阅读，对日后查良镛的武侠小说创作着实有着不小的影响。1945年，抗战胜利。查良镛随家人一起回到家乡。当时，查良镛21岁，正是闯天下的年龄。

所以，在家里歇过几日，查良镛便告别家人，匆匆上路。他先来到杭州。很快，他在当地的《东南日报》找到工作，做外勤记者。《东南日报》当时的社长是汪远涵。汪是一位好好先生，对查良镛很器重。至今，查良镛与汪远涵还时常有书信往来。查良镛自中学时代便四处投稿，《东南日报》即是其中之一。

他之入杭州《东南日报》，是由上海《东南日报》副刊主编陈向平推荐的。这是查良镛与报业的第一次接触，从此，便跟报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据查良镛后来忆述说，匆匆告别家乡后直接找了报社做，是因为“本身对新闻报业有着浓厚兴趣”。事实上，在《东南日报》的工作，只是查良镛给自己安排的一次实习，同时也为他后来进入《大公报》做了热身。

查良镛的目标是去上海发展，杭州只是过渡。果然，做了不到一年时间，查良镛辞了《东南日报》的工作，转去上海。这时，他的堂兄查良鑑是上海市法院院长，并在东吴大学法学院做兼职教授。通过堂兄的关系及自己在中央政治学校的学历，查良镛进入上海东吴法学院插班修习国际法。

这一决定表明查良镛仍对“外交”这一职业充满憧憬，希望能有机会让他曾中断的“外交官之路”再次铺展。然而，政局的混乱已使查良镛的希望变得渺茫，甚至学业也难保障。

到1946年，解放军迫近长江北岸，上海大多数学校匆匆转移，一般学生不经考试就算毕业了。

48年底，查良镛被派往香港《大公报》工作。“身无分文走香江”的查良镛从此就得靠自己的双手打天下，而他与《大公报》几十年的恩怨情仇也由此开始。

1946年秋，上海《大公报》在全国范围内公开招聘三名国际电讯编辑。正是这次招聘，开始了查良镛与《大公报》之间20年的恩怨情仇。

《大公报》是一张历史悠久的报纸。该报于1902年6月创刊于天津，创办人是英敛之，其办报宗旨是“开风气、启民智”。1925年停办，到1926年9月1日复刊，由天津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任社长，胡政之任经理，张季鸾任总编辑，报纸标榜“不党、不卖、不私、不盲”。

在创刊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大公报》只是一份纯商业报纸，只靠发行和广告收入来维持。风格独特，颇受中产阶级和企业知识界人士欢迎。“九一八”事件后，《大公报》积极鼓吹抗日。1936年，《大公报》上海版正式出版发行。但抗战全面爆发后，天津和上海的《大公报》都停止出版，转而在汉口、香港、桂林、重庆另起炉灶。

抗战胜利后，上海、天津的《大公报》相继复刊。上海《大公报》这次招聘，正是在它复刊之后不久。当时，在国内众多的报纸中，《大公报》销量虽非最大，然而是地位最高、最有影响力的。

所以，查良镛从报纸上看到《大公报》上海版招聘编辑的广告，就决定前去应聘。

由于《大公报》的声望很高，所以应聘者多达3000人，当时要经过笔试和面试，而查良镛最终还是以其出众的才华被录用。当时，查良镛尚在东吴法学院修习，所以，最初他在《大公报》是兼职。

1947年后，形势每况愈下，全面内战爆发。年底，胡政之专门组织了较年轻的班子，亲自带队到香港恢复出版《大公报》，以求异地发展。

《大公报》香港版于1948年3月15日复刊后，查良镛被调派香港。自此，名门之后的查良镛便以一个“异乡”人的身分，远赴香江，开拓他未知的人生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