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鲁承一个在成都就读中学的孙女，有一次回家请求题字留念，陈独秀欣然题诗一首，诗中有这样两句：“相逢须发垂垂老，且喜疏狂性未移。”杨氏孙女是听说过眼前这位先生的火暴脾气的，捧着题诗不禁脱口问道：“陈先生，你这‘性未移’是指脾气还没改吗？”陈独秀捋着下巴上的几根山羊胡子笑了，说：“你说对了一半。这是我的近作，最近我见到了从苏联回来的廖先生，虽然我俩须发都白了，但高兴的是，我俩的革命意志和性格都始终不变。”

陈独秀的此情此志，即使是在残酷、险恶的囚窗牢笼里，也未改变。1932年在上海被捕时，国民党上海公安局侦缉队长慕陈独秀大名求请题字，陈独秀饱蘸酽墨，写下了“还我河山”、“先天下忧”两个充满着对祖国和人民一片丹心的横幅。

陈独秀被押解南京后，军政部长何应钦也请求题字，陈独秀挥毫写了“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的遒劲大字，抒发了他自己视死如归的浩然正气。

画家刘海粟来探监时，陈独秀书写了自己撰的一副对联相赠。其上联是“行无愧怍心常坦”，其下联是“身处艰难气若虹”。这副对联真可谓字字见峭峻风骨，掷地作金石之声。

陈独秀在石墙院最大的乐趣莫过于潜心于自己的文字学著述了。

烈日盛夏，陈独秀身上只穿了短裤和背心，但浑身仍然如泉涌般淌汗，桌边用以揩汗的一条手巾总是湿漉漉的。入夜，嗡嗡的蚊子在耳旁乱舞，陈独秀只好燃起一支支由锯木面与药粉混合制成的刺鼻的蚊香，在烟雾缭绕中笔耕不辍。

隆冬之夜，书房里四面透风，砭人肌骨，陈独秀浑身僵冷，被冻得麻木的手指已提不稳笔。夜深了，潘兰珍也学着农家的样子，给陈独秀弄一个外罩篾条，内装瓦钵木炭的“火笼”，让他烘手烤脚。

丈夫为什么要这样无冬无夏地笔耕，莫非真如他自嘲的“著书都为稻粱谋”吗？其实做妻子的也知道，唯有著述，方是丈夫排解寂寞和孤独的好办法。

潦倒窘境

光阴荏苒，冬去春来，陈独秀在江津居然一晃呆到了第四个年头。通货膨胀引起的物价飞涨，已经殃及千千万万人民的生活，时局维艰，陈独秀和潘兰珍也时时处于饥饿的威胁之中。

这天早晨，“闻鸡伏案”的陈独秀下笔如有神，完成了《小学识字课本》“复体字”一章的大部分，他搁下笔，感觉肚里叽叽咕咕唱起“空城计”。走到厨房，他躬身揭开米坛盖，这才发现，空空如也的米坛里，只有一只舀米碗孤零零地躺在坛底。

潘兰珍坐在一边发怔，她已经去房主人家借过两次米了，旧账未清，怎好意思再添新债。巧妇难为无米炊啊！陈独秀这时叹了一口气，脸上挂起一丝苦笑，与妻子一时竟相对无语。

要不是有辱斯文、有伤大雅的话，陈独秀对眼前的一日三涨的物价，真要破口大骂了。此时，他的收入是微乎其微的，卖文为生是断乎不可能的了。好不容易才能登上一篇文章，也不过三四十元稿费。最令他暗暗叫苦的是，有好些报刊不愿或不敢为陈独秀的文章让出一席之地，尽管他的文章腾蛟起凤，文采斐然。比如陈独秀在江津写的谈国际形势与中国革命问题的文章，在重庆的《大公报》登了第一天后便登不下去了。显然，该报纸是收到了国民党当局的指令而有意不让陈独秀发表言论的。

虽然当时有不少朋友在经济上设法接济陈独秀，但这种接济毕竟是有限的。为了节约开支，陈独秀夫妇在石墙院亲耕农事，向农人们学着种起土豆来。油荤日益减少，偶尔能打一次牙祭也会叫夫妇俩高兴一番。有一次，相交颇深的老同盟会员、安徽老乡朱蕴山提着几只鸭子前来探望。当时，胃痛得在床上打滚的陈独秀，想起五代时入蜀的画家贯休，流落异地后也身无长物，一时颇显潦倒，联想起自己今日的窘困，怎不感慨万千！他从床上硬撑着坐起身，将自己之前的诗稍作修改，随即用毛笔誊抄好转赠朱蕴山这位挚友。诗云：“贯休入蜀睢瓶钵，山中多病生死微，岁晚家家足豚鸭，老馋独噬武荣碑。”

捧着陈独秀的赠诗，朱蕴山似触摸到老友穷且益坚的情怀。然而，此情此景又令朱蕴山黯然神伤，看到墙角边那残剩的几颗干瘪土豆，他禁不住喃喃地自语：“可怜呵可怜，仲甫竟然没有东西吃！”